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文化大革命50周年，曾經興風作浪、釀成十年浩劫的中央文革小組，最後成員戚本禹終於病死了。
當年，戚本禹靠一枝筆與姚文元等極左悍將，被毛澤東稱為「南姚北戚」，指鹿為馬，害死了無數的知識分子。
但戚本禹靈堂的輓聯，竟寫上「光明磊落一生正氣，作風淳樸品德崇高」，彷彿忘記了文革刀筆殺人的罪孽。據說，直到晚年，戚本禹仍不承認他對文革悲劇的責任，還厚顏的說：「我沒有指揮過打人殺人。」
在意識形態凌駕一切的時代，筆如刀，殺人如草，何須親自指揮？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他的刀筆迫使《人民日報》前社長鄧拓自殺而死。
鄧拓是極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常掛在心的是：書生習氣不可無。這書生不是呆在書房，而是走在抗日的烽火路上，寫在黑白分明的文章中，如他贈友人的詩所言：當年風雨讀書聲，血火文章意不平。
他一直對共產黨忠誠，直到毛澤東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導致劉少奇與毛澤東的路線分歧，作為《人民日報》社長，憑現實與良知站在劉少奇一方，而他的社論更觸怒了毛澤東。
毛澤東遂公開批評鄧拓：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深知留不下去了，便在鬱鬱不得志中，離開了《人民日報》。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報社同人的告別宴上，書生習氣又來了，他寫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詩：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
書生辦報，一士諤諤，何罪之有？詩雖言志，但種下以言犯上的禍根。離開了《人民日報》，政治稍平穩後，經不起同事的邀約，寫下《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的雜文，抒發胸臆，針砭時弊，為政治八股的時代輸入正氣的風尚。
好日子總不長，毛澤東兩個文字打手：南姚北戚，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拉開了文革序幕，戚本禹起草了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更藉鄧拓文章誣陷他為「叛徒」。
鋪天蓋地的批判，萬念俱灰的鄧拓，經不起戚本禹最後的一擊，在一個寂靜的深夜自盡了，他的死見證了知識分子的悲劇，也印證了他的詩：文章滿紙書生累。
文化大革命50周年，毛澤東最後一個文化打手戚本禹死了，他的回憶錄剛面世，對那一場延續10年、死去2000萬人的文革，死不悔改。
歷史不容歪曲，被戚本禹誣陷「叛徒」而自盡的鄧拓，就是對文革血淚的控訴。
鄧拓，是一生跟共產黨走的書生，在鳴放和反右歲月，他領導的《人民日報》沒有響應毛澤東的「陽謀」，被批評書生辦報；往後更寫文章針砭時弊，種下殺身之禍，而戚本禹借助毛澤東的權威，定性鄧拓為叛徒，受不住全國的謾罵，鄧拓以死明志。
一個寂靜的深夜，他給妻子丁一嵐留下遺書：「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永別了，親愛的。」
但鄧拓的家人，真能解除叛徒的創傷嗎？
在那恐怖的時代，鄧拓自盡了，妻子還來不及悲傷，便要趁警衛未醒來之前，膽戰心驚地銷毁一切惹禍的遺物，然後才讓政府抄家。
政府的決定是：丁一嵐不准告知孩子，他們的父親已死。兩年後，消息傳開了，孩子回家追問，她還要請示政府後才敢跟孩子說，父親確實死了。
鄧拓的骨灰也不能放在家，怕紅衛兵隨時抄家搶走骨灰，只能將骨灰送到親人的家，等待黑暗的日子過去。
等待是漫長的煎熬，丁一嵐工作的機關，整整5年沒有人敢跟她說話，只能在絕對的寂寞與孤獨中過活。
然而，無盡的痛苦總有療傷的辦法。每年鄧拓的死忌，她會寫信傾訴內心的憂傷，把信點燃算是祭奠，照亮了陰陽的世界。她更將鄧拓年輕時送她的、寫滿深情詩句的絹絲手帕，縫在絲棉襖的大襟內，日間穿在身上，視為鄧拓的守護和安慰；晚上蓋在被面，視為溫暖的精神支柱。
那是超越生死的愛，如此堅貞，像鄧拓年輕時送她《心盟》的詩：如此年時如此地，人間長記此深情。
如今，讀着鄧拓與丁一嵐的悲劇，彷彿看到那時代，神與魔、人與鬼、愛與仇的盲目瘋狂。中國，像一個着了魔的民族，創造自己的神去殘害他的人民。如今，時光雖走過50年，但文革的悲劇不應被遺忘，歷史仍在提醒善良的人們要永遠警惕。
（原文分上下兩篇，由文摘版編輯合刊。原載於2016年5月13日及5月16日《明報》副刊。圖片取自人民網。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