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簡單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共頭兩次黨內鬥爭史。雖然其規模及殘暴程度跟文革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不過那種敵我不分、真假不分、善惡不分、人鬼不分、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邪惡種子，當時就已播下，到建國後遇到更適合的政治土壤，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快速蔓延全國。
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到1966年文革之間，除了1950年代初的鎮反、三反、五反等針對舊政府黨、政、軍漏網人員，即所謂反革命分子的全國性抓捕工程外，僥倖未擴展成為全黨、全國、全軍、全民的瘋狂政治運動。然而文革的思想源頭，正是在國共內戰開始的1946年，與文革開始的1966年之間，即1956年不幸萌芽了。事情的發生，要進一步追溯到反右運動之前的蘇聯及東歐集團。今年正是這一影響全球社會主義陣營的一系列大事60周年，可惜人們普遍都忘記了，以致只知文革不問源頭，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探索精神。因為歷史從來都是環環相扣的，切忌割斷之間的聯繫，孤立地去做表面文章。
1956年2月24日晚蘇共二十大秘密會議，中共代表團並未參加。會後不久西方傳媒開始披露內容，3月10日《紐約時報》陸續刊登全文，新華社馬上翻譯，中共才發現一場政治大地震來臨了。一周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10人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國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毛當時反應不像後世研判，而未對此持完全否定態度。
據吳冷西回憶，毛雖未閱畢全文，但初步定調兩點：一是指揭了蓋子，即揭露了蘇共及斯大林諸多弊端，有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此是好事；二是捅了漏子，指內容及方法上過了頭，有嚴重錯誤，用現在的政治術語就是政治不正確，那當然是壞事了。由此可知，毛此時的心態是喜憂參半，這跟後來反右運動開始時心態很相似，思路亦有連貫性。換個角度，這亦反映了毛對斯大林的內心想法：雖然厭惡，但絕不能在黨內否定，更遑論黨外了。所謂對領袖功過「三七開」、「六四開」等黑白二分評價，逐漸由評價斯大林開始形成。
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 刺激毛澤東
由1956年開始這種傳統，就一直延續到中共至今對毛的歷史評價，以及對鄧小平的評價。亦要注意自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後，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對黨內重臣疑神疑鬼的想法：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這些在黨內外足以功高震主的左右手，全部都是被他處處防範的「中國赫魯曉夫」，分別在反右和文革受到毛的迫害。按毛的思路和心態去理解，他們主要被視作應該打倒的類別之一：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即使劉少奇表面罪名是「叛徒、內奸、工賊」也罷。總之生前畢恭畢敬、死後可能全盤否定的黨內隱患，都必須在他生前剷除。可笑的是在斯大林眼中，毛澤東同樣是當時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半個鐵托或準鐵托」，即半個修正主義或準修正主義分子罷了。
毛初期這種對蘇共秘密報告相對溫和、有條件地接受的態度，反映在同年4月〈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後來被解讀為「引蛇出洞」的「雙百」學術方針。但同年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已依稀可見其心態逐漸發生了轉變，這中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大事？對毛帶來了哪些更恐懼的思想衝擊？使其政治態度由相對開明、局部接受否定斯大林，變成完全不能接受？其對文革又提前埋下了哪些影響深遠的種子呢？
（中篇）
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
（原文載於2016年5月29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