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也是我遭受寃假錯案五十二周年。兩個「周年」疊加，佔據了我大半輩子。看着身上的傷疤，令我痛之又痛，苦上加苦，秉筆疾書。我出生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即一九四二年，被稱為「生在舊社會」。卻是「長在紅旗下」，在「新社會」受學校教育。學醫畢業被國家分配到市人民醫院當醫生，做「白衣天使」，這是多麼榮耀和崇高的職業啊！我真的能為人民服務了！
由於父親不堪因「右派言論」被押回鄉飢寒熬病，一九六二年深圳邊境大開放時到香港討生活，母親也接踵千里尋夫。我卻因此被株連而受「勞教」三年，又因疊加「文化大革命」，多捱了兩年半，共受牢獄之災五年半。「平反」之後獲准赴港侍奉高齡父母，居港近卅年，盡心盡孝地善終了慈愛的雙親大人。勞教場建有高牆，我在高牆內外都生活過；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也都生活過；如今年過古稀，看官，你說會不會沒有感觸？
高牆外之一：表哥遇害。大表哥蔣翠岩，又名茂芝，字怡；人們䁥稱他為「老岩」。廣西興安縣人，是我三舅父的長子，鄉村教師。平時和藹可親，為人厚道，敬業樂業，關愛學生，深受學生擁戴，人緣極佳。「文革」時一九六八年八月遇害，棄屍河邊，終年三十九歲。遺下妻子及兩女兩子。究其死因，除「成分高」，是「地主仔」外，別無其他解釋。
高牆外之二：穿腸破肚。梧州余智章醫師被殺害的事件，轟動了全市，乃至轟動了全廣西。他是我娘親誼兄的哥哥，族派第六，我們叫他六舅父。我們祖母和兄弟姐妹身體不適時，常勞煩他上門治理。「文革」時一九六八年某天，半夜三更有人拍門，聲稱「查戶口」，他披衣開門，即時被來人用牛耳尖刀捅入腹部，白刀進，紅刀出，當堂斃命，撲倒門前，全市炸開鍋了！那時小妹才十二三歲，聞說此事，不聽祖母勸阻，跑去現場，看見屍體一具，倒臥在血泊中，腸臟也漏了出來，狀極恐怖。小妹回家後許久不敢獨處，不敢獨眠，要緊摟祖母才肯睡覺，還會晚晚發噩夢。後來查案，亂世之中，當局不知緝到兇手沒有？
高牆外之三：市長自縊。我從高牆之內回到家中，赫然知悉梧州市長還寄萍在「文革」中自縊而死。關於這位還市長，我有兩點印象：一是我梧州祖居的屋契，官方簽具的就是「市長還寄萍」的大名。二是我父被押離梧州回鄉「監督勞動」後，因梧州家中老少八口生活窘迫無着，曾多次向各級行政領導遞交報告，要求結束流徙，准予回家；但都如泥牛入海，了無消息，這也包含了三份直接寄給還寄萍市長的申述求助函，令我們由熱切期盼至徹底失望。如今還市長竟然也會「壽星公吊頸」，箇中原委，我們平民當然不得而知。這真是「老革命遇着新問題」，革命革到自己頭上，老革命過不了「文革」關。他為什麼不按偉大領袖指示「風物長宜放眼量」，而要自絕於黨和人民呢？只有天曉得！
高牆內之一：撕用語錄。秦水生，不足卅歲，桂林地區臨桂縣人。胖嘟嘟的，老實敦厚，因為糧食不足，挖了生產隊的紅薯，視作偷盜公物，被送勞教。他幹活不惜力，能完成定額，還願意幫助他人，因而人緣很好。不料「文革」期間，一九六八年四月某日，被人發現他撕《毛語錄》捲煙，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積極分子」暴打之下，昏了頭腦，竟然還「招認」用它來擦過屁股。這下子更不得了，在某晚「學習」中，被跪礦渣、「向毛主席叩頭謝罪」，分隊長張幹事一聲「打倒現行反革命」，十幾個積極分子拳腳交加，打到他即時吐血，五官出血，牙齒脫落，頭臉青紫瘀黑，全身紅腫損傷，呻吟道：「我錯了，我不反革命了，我不想死呀！」因為他「罪惡嚴重」，晚上也被五花大綁，不能睡眠，也動彈不得，半夜值班員向幹部報告：「秦水生玩完了！」出人命了，空氣似乎凝固起來，全隊人心惶惶。
高牆內之二：音樂奇才。陳石安，三十來歲，某艦隊文工團團員，不知為什麼被劃成右派。他帶一副銀邊眼鏡，溫文爾雅，多才多藝。能玩任何樂器，二胡拉得呱呱叫，甚至能用一片竹葉吹奏曲子。毛筆字寫得很好，隊部叫他負責搞宣傳，出壁報、寫大字標語、搞文娛晚會，他都幹得有聲有色。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編入挖礦隊，在極度驚恐狀態下，在一個四十度高溫天氣中，昏倒在「龍口」﹙挖礦的礦坑﹚，被人用篸簊抬回隊部，衛生員（不稱作「醫生」，外界某醫院的右派院長）說是重度中暑，緊急處理後，即轉送場部醫院，未到半路便斷氣了。
高牆內之三：五花大綁畫毛主席像。我的初中語文老師謝芳貴先生，廣西橫縣人，丹青世家，其父在橫縣縣城修理鐘表兼作碳相營生，他自小耳濡目染，頗有藝術天分。他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隨軍到梧州，進入梧州歌舞團搞美工，後去廣西大學中文系進修，再入梧州二中教中文。他年輕力壯，意氣風發，自詡「梧州第二支畫筆」。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開除教職，回到橫縣修理鐘表，不料又被誣「倒賣手表」，「投機倒把」，被送去勞動教養。在教養場師生相遇，不勝唏噓。在文革「颳十二級颱風」期間，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夜間被批鬥，白天被五花大綁，要爬上高架，畫《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去安源》、《偉大領袖毛主席》等大型油畫，十里開外，清晰可見。以綑綁的囚徒，畫巨幅領袖肖像，恐怕只有在中國，才有如此咄咄怪事！
勞教歲月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淒風苦雨離梧州，勞教定期三年，按理應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夠期。若連在拘留所的那個月也算在內，則到期日應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掐着手指計算，歸期不遠矣！由於我一貫「安心改造」；盡力勞動，從只能挑六十斤，進步到顫巍巍地挑二百八十斤；學習積極，主動讀報；能背「老三篇」（是指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三篇短文，主要闡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人民服務」、「艱苦奮鬥」的理念。其「老三篇」名稱由林彪最早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大陸學校各年級只學習《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不上文化課，後來擴展到全國各階層，人人都要背誦）。因此，長期以來我獲評「積極分子」。有一些事情，例如值夜班、看守逃跑者、在「警戒線」以外工作等，應由「積極分子」幹的，我常有份參加。如無意外，平平安安，一九六七年底，我便可以回家了。
平地一聲驚雷！意外之孬事，竟然會從天而降：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實為「大革文化命」的「運動」，在中華大地，不幸爆發了！這時的勞教場、勞改場，不說放人，連蒼蠅也不放一個出去。夠期者引頸以待，歸家日遙遙無期。人們私下忖思：這下可變為「無期徒刑」了！天涯何日是歸期？人們心灰意冷，惶惶然不可終日！
社會上爆發運動，變成狂熱的社會。這種狂熱，經過幹部的渲染，由初時的神秘，而變為具體，甚至擴大化、造神化，成為「刮十二級颱風」。
文革為的是什麼
一九六六年九月，東北大漢李指導員給全隊勞教人員作報告，拉大嗓門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反帝防修，打倒黨內走資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祖國上下一片紅，全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是愈來愈好！我最近回東北探親，親身感受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熾熱氣氛。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後，全國出現了「大串連」的高潮。
李指導員繼續說，紅衛兵最聽毛主席的話，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煽文化大革命之風，點無產階級專政之火。要摧毁「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有「文化」的人，也逃脫不了被「革命」的厄運。我以前總覺得「有幸有書讀」，現在卻變為「不幸讀過書」。我的「積極分子」光環被褫奪，取消了有份「值班」的資格。在晚上的「政治學習」中，要深入地、不厭其煩地檢查「罪錯」和資產階級思想。一時間，瀰漫着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但我們對外界的消息無從得知，因為一切消息來源都被封鎖，書信也開始斷絕往來，我深切地感受到杜甫眷念家人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感情和悲愴。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大妹第二次赴柳州探我，這次見面氣氛與上次大不相同，外面全國大動亂，我們兄妹談話，有黃幹事在旁當面監聽。他對大妹說：「有文化的人，思想較復雜，家人應幫助他脫胎換骨，改造思想」。
大妹說：「是啊，哥哥，你可要要聽黃幹事的話，好好改造，爭取今年底夠期時能回家，奶奶和我們都在等候你啊！」我點頭稱是。
她住了一晚，無外人時我告訴她，我聽人說過外面社會很亂，有人被綁在電燈杉上暴曬、被打，甚而致死，叫做「群眾專政」。人和人之間互不信任，不說真話，翻轉豬肚就係屎，怕被別人「篤腰骨」，怕惹禍上身。她也告訴我，書店除了毛主席著作的選集、單行本、語錄之外，沒有其他書賣。戲院只有「八大樣板戲」，此外沒有別的戲看。
另外，社會生活亂了套，興起戴主席徽章，戴紅袖章，戴軍帽，穿軍裝，朝請示，晚匯報，背語錄、背老三篇，揮小紅旗，跳忠字舞，背了語錄才開飯；在各級機關，背了語錄才辦事。觀點不同，鬧派性，一家人或同事之間會鬧翻臉，甚至大打出手。形形色色，光怪陸離，什麼都有！
黃幹事批准我送大妹和外甥女，出穿山鎮乘車去柳州。在穿山鎮照相館合影留念後，我們依依惜別。
儘管已知社會上爆發「文化大革命」，但我仍真心地、天真地期待着年底回家團聚。豈料「君問歸期未有期」，滿心希望成泡影！
（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原題：高牆內外）
作者簡介：原為醫生，曾受寃案入獄，平反後定居香港
（原文載於2016年5月23日《明報》世紀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