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在解釋不同經濟現象時，首選是提供一個合乎理性的解釋。我們明白不是所有的經濟現象皆有理性的解釋，但如果找不到理性解釋時便假設人為非理性，經濟學便會變得兒戲，因為人是理性與否不是由經濟學家的能力而定。經濟學家認定理性假設近乎現實，於是堅持理性假設，寧願承認自己能力有限，未能為所有經濟現象提供理性解釋，也不輕易放棄理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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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理性假設的重要
這並不是說經濟學家是教條主義。相反地，經濟學家是蠻開通的。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中一位得主是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卡尼曼是心理學家，他指出人有不少行為沒有單純的理性解釋，於是把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創造出一門新學問——行為經濟學。經濟學家願意接受行為經濟學，因為它能彌補理性假設之不足。
堅持理性假設，但同時持開放態度，明白理性假設有其局限，不排除可彌補理性假設不足的學問，方是推動經濟學的正道。
以下的例子，可讓我們明白為什麼堅持理性假設那麼重要。「羊群效應」一般被理解為非理性行為，因為這是純粹的模仿，並非深思熟慮的決定；經濟學家卻不以為然，認為「羊群效應」是有理性的解釋（Abhijit Banerjee, Sushil Bikhchandani, David Hirshleifer, and Ivo Welch）。
有兩家餐廳，只有一家提供隱世美食，另外一家是普通餐廳。從外表看，遊客分不出哪一家是隱世美食（即兩家餐廳是隱世美食的機會是均等的）。他們唯有先打聽兩家餐廳好壞，然後再作決定。
如果餐廳A是隱世美食，遊客收到餐廳A的推薦（即正確推薦）的機會是2/3，收到餐廳B的推薦（即錯誤推薦）的機會是1/3。（另一可能是餐廳B是隱世美食，在此情况下，遊客收到餐廳B和餐廳A的推薦的機會分別是2/3和1/3）
當第一個遊客來到兩家餐廳時，他只有靠他收到的推薦作出決定。假設他收到的推薦是餐廳A，而根據貝葉斯法則（Bayes' rule），餐廳A是隱世美食的機會是2/3。理性的他便會選擇餐廳A。
當第二個遊客到達時，她除了收到另一個獨立的推薦，還觀察到第一個遊客選擇了餐廳A。首先，她推斷第一個遊客收到的推薦是餐廳A。她自己收到的推薦可能是餐廳A，也可能是餐廳B。讓我們集中討論「羊群效應」，假設她收到的推薦也是餐廳A。現在，她如同收到兩個餐廳A的獨立推薦，餐廳A是隱世美食的機會自然高於2/3（實際數字可用貝葉斯法則計算）。理性的她也會選擇餐廳A。
「羊群效應」開始出現。當第三個遊客到達時，他觀察到之前兩個遊客都選了餐廳A，便推斷他倆均收到餐廳A的推薦。其實第三個遊客也不必打聽兩家餐廳好壞，就算他收到的推薦是餐廳B，但因為之前兩個獨立的推薦皆是餐廳A，餐廳A是隱世美食的機會還是高於餐廳B（同樣地，實際數字可用貝葉斯法則計算）。理性的第三個遊客會忽略自己收到的推薦，甚至是放棄打聽兩家餐廳好壞，選擇模仿之前兩個遊客，到餐廳A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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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遊客跟第三個遊客的推論很相似。當她觀察到之前3個遊客都在餐廳A進食，她的推斷是有兩個收到餐廳A的推薦，另外一個是完全模仿的。理性的她便和第三個遊客一樣，選擇模仿其他人，到餐廳A進食。
同一道理，以後的遊客和第三個、第四個遊客一樣，理性地選擇模仿他人，全都湧到餐廳A去。這是不折不扣的「羊群效應」，但所有遊客的決定均是理性的。
教育對理性羊群效應無作用
以上的「羊群效應」是理性的結果，但不一定是理想的。餐廳A可能是普通餐廳，而第一個、第二個遊客同樣收到餐廳A的推薦（錯誤推薦）的機會是1/9（＝1/3 × 1/3）。換句話說，就算每一個人皆是理性的，「羊群效應」仍然有1/9機會出錯。
以上的分析到底有什麼意義。首先，政府一般應付「羊群效應」的方法是透過教育，改變公衆的心態，希望他們認真考慮過後才下決定，避免跟風。教育對非理性的「羊群效應」或有些作用；但對理性的「羊群效應」卻毫無作用，因每一個人的選擇已是理性的。
理性的「羊群效應」出現問題是因為個人能掌握的信息有限。第三個和之後的遊客忽略自己收到的推薦，或甚至放棄打聽兩家餐廳好壞，是因為無論他們得到什麼信息，也不能改變他們的決定。明白到這點後，政府應付理性的「羊群效應」的方法是應該幫他們克服有限信息的問題。
破壞言論自由 羊群效應無法自我糾正
政府可以向公衆發放信息，讓他們掌握多些信息。要注意的是，政府的辦事效率一般比私人市場低，政府可能不能及時發放信息。另外，現在政府愈來愈政治化，公衆不禁懷疑政府發放信息的政治目的。這樣的信息缺乏公信力，只會淪為垃圾信息。
公衆另外可透過傳媒獲得更多信息，但大前提是傳媒具有公信力。由於政治考慮，政府肆意破壞言論自由；受到政治壓力，傳媒開始自我審查，甚至迎合政府。觀衆、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傳媒變了質，公信力自然下降，逐漸被公衆捨棄。
高度政治化的政府亦開始干預學術自由，目的是減少政府不喜歡聽到的聲音；而後果是社會上的獨立分析少了，影響公衆的知情權。
政府變得高度政治化，肆意破壞言論自由，干預學術自由。民望低的管治者以為這樣可提供管治上的便利，後果卻是令到公衆失去可靠信息的渠道，理性的「羊群效應」無法自我糾正錯誤，反而使更多人跟風和政府作對。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5月9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