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右翼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剛發表的報告一如所料，再次響起全球新聞自由岌岌可危的警報。報告聲稱，政府的干預、軍方的打壓和犯罪分子的恐嚇，令全球的新聞自由跌至12年來最低。報告指中國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限制變本加厲，採訪的禁區由政治擴大到財經領域和污染等敏感題材。它特別提到，大陸記者和香港書商被拘留和監禁，更被迫在電視上招供和認罪，成為北京箝制新聞自由的新模式。
自由之家不懂從軟角度看新聞自由
報告還義正辭嚴地表示，新聞自由遭重創，不止發生在實施高壓統治和執行嚴厲法律的國家，也包括為打擊恐怖主義而對新聞自由諸多限制的歐洲多個國家。眾所周知，全球反恐最力的國家是美國，對國民監視最無孔不入的國家也是美國。自由之家對此絕口不提。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立場令人無法信服。
不過，自由之家最大的盲點不是採取雙重標準，也不是用單一的美國標準來量度一切，而是只懂得從「硬」而不懂得從「軟」的角度來看新聞自由在今日社會受到的威脅。一如權力有所謂「軟權力」和「硬權力」之分，妨礙新聞自由的可以是凜冽的北風，也可以是溫柔的太陽。政府的干預、軍方的打壓和犯罪分子的恐嚇當然是新聞自由的敵人，但在這個幾乎由市場和資本決定一切的社會，市場的規律和資本家的意志何嘗不會導致新聞專業墮落？
今日的媒體已經變成「愈來愈大的集團一個愈來愈小的部分」，它們所追求的，往往是獨家新聞多於真相。在這個市場至上的時代，新聞的生產與包裝早已非常商業化，而新聞與娛樂，quality press與tabloid的界線亦益發模糊。在競爭愈來愈趨割喉式的資訊市場，記者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報道真相，而是取悅讀者和受眾。於是，大報與小報愈來愈似大小不良兩兄弟，專業「扒糞」的記者與天生八卦的讀者一起沉淪，像「正在交媾的鷹，彼此用爪緊扣着對方，一齊從空中往下掉」。
傳媒的報道有害健康，甚至可以致命，這憂慮可說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比方說，上世紀60年代拒絕西方主流生活方式的嬉皮士運動（hippie movement）最盛行之際，主流媒體對留長髮、衣著鮮艷和吸毒的嬉皮士的報道時有中傷和醜化。結果，中了媒體毒的嬉皮士和反正統文化（counterculture）長期被社會誤解、歧視和邊緣化。這一點，到今日也沒有改變。
今天社會資訊爆炸，充斥着誤報謠傳（misinformation）和故意發放、有政治動機的虛假消息（disinformation），媒體中毒（media poisoning）是一個遠比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更普遍和更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鮮有人提及，因為作賊心虛的媒體不會自揭瘡疤，評論人、學者、政客和政府亦不敢因得罪媒體而被指與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為敵。
去年9月遭逼宮下台的澳洲前總理阿博特（Tony Abbott）是個例外，他最後一次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發言，講的不是國家大事而是傳媒工作者的專業操守。他提醒媒體的管理層和採訪新聞的前線記者不要報道未經證實、動機可疑並來自不願透露姓名人士的說法和指控；更不要「與居心叵測的人狼狽為奸」，或者「被人利用借刀殺人」。
誰來評定專業資格？
阿博特曾經當過記者，在任時飽受澳洲傳媒揶揄和攻擊，他這番話肯定是痛定思痛的經驗之談。的確，在有關新聞自由的討論中，我們強調的往往是市民的知情權（the right to be informed），而忽略了他們不被（故意或非故意）誤導的權利（the right not to be misinformed or disinformed）。新聞自由既然那麼重要，新聞從業員的專業資格應該由誰來評定？他們的專業操守由誰來監察？他們專業失職造成對社會的傷害又如何計算？很多國家都有消費者委員會一類組織保障消費者權益，為何對大眾傳媒受眾的權益不屑一顧？
這些不是純理論或學究式問題。當市民習以為常、日復一日地被誤導，整個社會都要付出代價。今日的香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原文載於2016年5月6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