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雜誌》日前一篇文章，題目十分醒目：〈太多民主之時就是民主結束之日〉（Democracies end when they are too democratic）。作者主要是分析美國的選戰，但對「特朗普現象」形成的分析，對香港政治多少有些啟示。
作者蘇利文（Andrew Sullivan）認為，美國的開國之父，肯定考慮到多數人的暴政問題，所以設計的政治制度，在大眾意願與行使權力之間構築了堅固的屏障，權力的分割恰恰是防止「民主野火」的防火牆。儘管這樣，還是出現特朗普這樣的煽動者趁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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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利文將原因歸咎於媒體民主。新媒體的流行使每一個人都時刻在編一份自己的報紙，網上的辯論變得個人化、情緒化而且並非為解決問題，權威資訊來源不復存在，連基本事實都不顧。從而導致候選人愈情緒化，支持者愈多。
美國傳統的社交化渠道逐漸消失，全球化嚴重打擊工人，這一切都是政治精英沒有預料到，或者沒有提出過警告。而接受這些惡果的「新興窮人」從來沒有被諮詢過這種制度安排是否他們所願。特朗普的政治綱領就是回歸到這些深受其害的白人工人階級。「特朗普現象」的出現，完全是因為傳統的政治精英未能落實政治妥協，導致政治精英以外的人最終可能會用民粹和殘暴管治。
該文花了大量的篇幅鞭撻特朗普，其實是要說明傳統的政治精英雖然能夠做出很多政治正確的改變，包括接納同性戀、實現男女平等，甚至選出一個黑人總統。但奧巴馬也是傳統政治精英，他們沒有照顧到白人工人階級的現實需要。
香港的情况如何呢？年輕人以及工人階級的現實需要得到足夠的照顧了嗎？特朗普極煽動的能事，香港有這樣的政治人物嗎？香港的民主政制是煽動者的溫牀嗎？
（原文載於2016年5月4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