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本來就是極為本土的記憶。
不管是從1989年百萬人大遊行的啟蒙經歷，抑或六四後的哀痛悼念，凡此都有香港人的廣泛參與。因而那些愛說「六四是鄰國抗爭」的人，反映的其實是自己歷史意識的貧乏，以至對1989年香港人這段啟蒙和哀傷的重要記憶，竟是如此這般的無知無感。
除了遭到上述患了歷史健忘症的新興本土挑戰之外，六四記憶的戰線今年更燃燒至所謂「八九初衷」、「世代」，以至悼念的意義也面臨非議貶抑。筆者試分別討論一下。
危機一：八九的初心是出於小私和恐懼
練乙錚認為「八九」的初心是「以小私的恐懼為動力替港人保港自保」，因而推論，當下主張自保切割的年輕人（或中國不關我事），才更貼近六四初心。不幸地，練先生這般說，當然是遺忘初衷之論。正如本雅明已說過：「過去已向我們反覆證明，要是敵人獲勝，即便死者也會失去安全。」首先，「八九」的初心，與其說是出自什麼小私自保，不如說是忘我地支援他人；而且弔詭地，人們是在支援中重新創造了自己。當然，這一切忘我投入，主要是發生在六四的創傷之前。
近年一些右傾本土論者，也傾向以香港人在1989年其實是出於自保自私的需要，才捲入支援運動。最極端的是陳雲，他甚至將香港人扭曲為「借運動過橋」，云云。然而，這是對歷史忘我投入的顛倒和扭曲。當年香港人當然不及學生的勇敢和壯烈，但卻已經竭盡全力。1989年的香港，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百萬人遊行、大中小學罷課、在自己客廳電視機前紮營支持學生、創作出首支香港民運歌《為自由》，餘不一一。關鍵是，電視屠城畫面的壓倒性震撼，使很多平凡香港人一夜間哭傻了眼，而這份六四晚遺留下來的非人間傷痛，在不少港人心坎中更是延綿多年。能這樣悲哀，當然是出於愛和幻滅的希望，而非小私自保。
想深一層，這其實關乎如何判定「八九」的歷史意義的課題。自保論者經常遺忘了，「八九」記憶的獨特意義，其實是作為一次斷裂時代的事件，也就是啟蒙的意思。用當時的話說，即所謂「香港人不一樣了！」這是1989年很多香港人的自我理解。也就是說，如果「八九」之前香港人是政治冷感、市儈自利、金錢掛帥，那1989年5、6月，他則清楚地有了一股擺脫舊時自我的意識。
當然，屠城之後，原本被劃破的時代遭再次關閉。幻滅受傷的人們，有些選擇回歸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再相信政治和盼望。但是，也不只有這一途。有很多人受了啟蒙，走進了公民社會延續信念，或在一己人生路上，做個自由民主的信徒。因而，守衛這段歷史記憶的意義，就是肯定「八九香港」的劃時代一面，而非舊日時代中主導香港人性格的市儈自保等因素，因為後者從無使香港能夠颳起像「八九」一樣的大型群眾運動。於是，所謂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其實也是對事件中的劃時代性的守衛。相對地，遺忘就是指對這「香港變得不一樣！」的失憶，並讓一切回歸「八九」之前或之後的昔日之我，什麼自保、自私、「借運動過橋」，餘不一一。
危機二：無法看清的哀痛
當有年輕人質問，為什麼不以同樣方式紀念其他地方的慘劇，並因而說「八九」一代一定是中了大中華的毒云云。這其實很武斷。反過來，我一直是這樣想的，香港人之所以對六四特別記掛，很大部分人並非因為什麼大中華民族主義，而是因為所犧牲的是一條條無價的年輕生命，而且，他們其實悄悄代表着，那些年曾經有過的熱切投入和寄予盼望。因而天安門上的臉龐當然不是陌生人，這真的跟不認識的別國慘劇無法相比。根據德國歷史學家呂森所說，創傷是一種失去，是對於所愛對象和生活意義的摧毁（在六四中是對自由民主的熱望和信任）。因而，悲痛就是愛。
多年來，我城一貫的六四記憶方式，都是聚焦於遠方的天安門廣場。但我們必須能夠辨認出，香港人不僅是在悼念遠方的事。這許是香港人對於1989年的特殊記憶狀態，他們甚少談及自己，而在六四紀念敘述中往往很是自我壓抑，隱沒了許多自我參與的片段，自感微不足道，也擔心玷污了同學的犧牲。當然，同代見證人其實心照不宣，香港就在其中，只是下一代卻捉錯用神，以為純粹鄰國之事。這或許造成認同的代價及下一代的疑惑：六四到底是「他人」的事抑或「我們」的事？
近來愈來愈多年輕人說出「我沒有經歷過六四，所以唔關我事」這句話之際，真正的危機並不是「沒有經歷」（時間的距離不一定造成互相對立的狀態），而是「唔關我事」。這是對於別人的差異、限制和哀痛無感，而相比起發展出一種新的共同，倒不如說句「唔關我事」。因而隱藏在六四爭議背後的世代衝突，將會比想像中深遠。
說到底，「八九六四」作為一段深刻的共同記憶，正如本土認同一樣，從來不止是個人的事，因而面對四面八方將之埋葬的威脅。這段記憶既要自我豐富和超越（包括真正的本土化），也必須捍衛下去。
（原文載於2016年6月3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