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美國的保守派人士，近來投訴面書（facebook）立場偏頗，壓制保守立場的聲音，讓其信息較難出現於用戶眼前。有報道指面書前僱員承認確有其事，而面書高層則跟保守派意見領袖會晤，並否認公司有針對保守派的政策。誰是誰非，仍待雙方解釋。惟此事帶出一個問題：在資訊爆炸、人人以手機自行選取資訊之際，是否仍有媒體能決定我們在看什麼？
大家打開手機，按下面書的應用程式，便會收到一堆又一堆的「最新消息」（news feed）——朋友上載的照片、發表的感言，以至是有關政治及社會的新聞等。一般來說，社交平台都會參考一些因素，透過自動運算及個人化的設定，把最「適合」的消息優先放到用戶眼前：朋友圈之中較多人分享的信息、最新消息、得到很多人「讚」和「分享」的信息，以至是用戶過往選取的信息種類等。
資訊篩選增人為因素 可致「消音」「造勢」效果
在資訊氾濫、人們時間有限的環境下，以上「個人化」及「自動化」的資訊篩選，未嘗不是協助人們迅速消化資訊的工具。但問題是，假如有人在「自動化」的過程中加上人為因素，刻意減少某類資訊的「曝光率」，又或讓某些資訊更加顯要，則亦有可能造成「消音」或「造勢」的效果。
傳媒影響社會大眾關心什麼議題，並非新鮮事。傳播學者早於上世紀60年代便談論傳媒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功能——在傳媒「曝光率」愈高的消息，便愈有機會成為社會所關心的議題。當然，傳媒未必能直接影響人們怎樣想（what to think），但卻可以左右大家去想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例如，傳媒未必直接影響讀者們對紀念六四事件的看法。不過，當不同的傳媒都報道有關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爭議，大家則較有機會去關心今年的六四晚會情况會如何。
傳媒「議題設定」功能面對變數
隨着社會發展，傳媒的「議題設定」功能亦面對林林總總的變數。首先，社會資訊爆炸，媒體的數量及種類的日新月異。除非是讓整個社會或世界哄動的大事，否則的話，不同的傳媒都有不同的讀者群，並設下不同的議題，是故傳媒行業設定社會議題的能力亦日漸存疑。此外，數碼化及傳播科技之發展，讓新媒體及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大大提高人們自行篩選及製造資訊的能力。如今，與其說傳媒如何設定社會議題，倒不如說傳媒如何捉摸讀者及觀眾的心態去「搶客」，以至是公眾如何評論及監察傳媒報道新聞及製作節目的表現。
不過，亦正是由於社會資訊爆炸，傳媒的數量及種類繁多，人們根本沒有時間去消化不同媒體的資訊。是故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information shortcut）亦應運而生，諸如「懶人包」（以簡短的片段、圖表或文字介紹複雜的社會爭議）、遊戲資訊（把社會議題結合簡單遊戲或測試，引起讀者興趣）及資訊視覺化（把資訊轉化為動畫、互動圖表等）。資訊捷徑主要是把複雜的資訊化繁為簡，讓讀者較容易「入口」，但這化繁為簡的過程，亦正好是設定議題、宣傳立場的機會。
個人化資訊捷徑亦涉資訊篩選
此外，我們在網上世界及社交媒體平台，亦有不少個人化的資訊捷徑，例如關鍵字搜尋器（keyword search）和面書的「最新消息」。這些看似讓人們能自行選取資訊的工具，其實也少不免涉及資訊篩選。中國大陸早前引起社會廣泛報道的魏則西事件，便使大眾質疑網絡搜尋器的誠信。事件主角魏則西，因患上罕有癌病而在百度搜尋器蒐集治病資訊。他在臨終前指摘百度，以搜尋器推廣不成熟的醫治方法，使他耗費巨款卻不得良醫。事件惹起大陸輿論質疑，是否有網絡搜尋公司篩選搜尋結果的先後次序？其次，社交媒體及網絡公司的資訊計算方程式，其實也引人入勝。如今，已有愈來愈多人研究和估量面書為用戶送上「最新消息」的運算方式（例如「讚」和「分享」的總次數和累積時間等），以增加網絡輿論的攻勢。
議題設定理論，曾經於上世紀讓傳播學名揚學界；但其後隨着主流傳媒備受新媒體的挑戰，人們知識水平提高，並藉傳播科技自行選擇資訊，議題設定理論的學理探討亦未見有進一步的突破。不過，如今人們在資訊氾濫的環境下，漸漸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以消化海量的資訊，並慢慢依靠互聯網搜尋器及社交媒體中「自動化」及「個人化」的資訊設定。這些現象是否意味了一種更仔細、更精準的議題設定功能？在人們覺得自己在自由選擇資訊時，會否有不同的持份者，正在運用這些更細緻的議題設定功能，去影響人們的所思所想？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6月2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