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本土？美國政客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所有政治都是本土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意思是選民最關心他們的切身利益，而不是什麼大原則和空泛議題。參選人要勝出，就必須給予當地選民關心的議題足夠的重視。因此，從政的人絕大多數是本土主義者，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是本土利益主義者。德國總理默克爾頂住國內的反對壓力，收容來自千里以外的難民，是個難得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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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香港廣受談論與關注的本土主義，卻是另外一回事。本質上，它是一個訴諸香港人恐懼的防禦性（defensive）概念，是對回歸後香港被所謂「大陸化」的一種反應甚至過激反應。彈丸之地的香港，如何在被有13億人口、碩大無朋的大陸收回主權之後，保留它的獨特性、完整性和香港性，而不只是中國一個沒有什麼特別的特別行政區，這本來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問題。更何况九七前香港雖屬英國的殖民地，但早已建立了一般殖民地沒有的較為完整的文化身分和文化自信。香港的經濟繁榮，再加上港產片、香港電視節目和粵語流行曲的軟實力和文化輸出，不少香港人以身為香港人為榮。
港人習慣消極負面界定身分
問題是香港人一向習慣了和只懂得消極地、從負面來界定自己的香港人身分。你問他們「香港人」是什麼，他們會告訴你香港人不是大陸人。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長久以來都由大陸和大陸人在文化意義上的「他者性」（otherness）支撐着。所謂他者，就是「非我」、「異類」和「阿燦」，是香港人嘲笑、歧視和邊緣化的對象。可是香港人在排斥大陸人的同時也需要大陸人。人離不開社會，慣於從與別人的關係中界定和認識自己。是故，不管是一個社會還是一個族群，若要更完整和更準確地認識自己，便需要一個對照或一面鏡子。大陸人作為香港人心目中的他者，在九七前提供了有這樣功能的參照體系。他們是香港人的「窮親戚」，生活在一個與香港有極大文明差距的國度，不時需要香港人伸出援手，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陸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增，1997年成為香港的主權國後，更不斷對香港進行各式各樣的利益輸送，由「窮親戚」搖身一變，成為香港人的「施主」和「恩公」。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這是難以接受的事實。他們建基於大陸人的「他者性」和「低等性」（inferiority）的自我形象和文化身分受到挑戰，甚至到了搖搖欲墜的地步。
2003年50萬香港人上街，表面上是對23條立法說「不」；但在集體潛意識的層面，他們要保護的，其實是香港人的主體性。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自行立法防止煽動騷亂本來順理成章，但在英國多年的殖民統治下，香港人的主體性恰恰建立在他們對大陸的「召喚」充耳不聞。回歸前，港產片、香港電視節目與粵語流行曲幾乎完全沒有大陸社會的影像和氣味，卻令大陸人如癡如醉：正因為它們避開了中國的歷史和政治現實和跳出了國族和民族主義的「大敘述」框架。
21世紀的香港本土主義始於10年前一連串小規模但愈演愈烈的保育行動。這些行動的保育對象，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以及其他被視為承載香港人集體回憶的文化遺產。它真正要捍衛的，不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文化遺產，而是一種由地標、殖民符號和文化象徵構成的所謂香港「原來的主體性」。保育人士以為只要留得住昔日的建築，就可以力挽香港的主體性於既倒，填補香港在回歸以來在主體性出現的空白。
發展到今日，本土主義已經被劫持和激進化到變質的地步。它的首要目標是重申和再次確定大陸人的「他者性」和「低等性」。駭人聽聞的「蝗蟲論」正是應這種需要而給編造出來的。
香港新主體性 關鍵詞是民主
這當然無助香港人尋回他的身分。香港要建立新的主體性，關鍵詞是民主。一如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香港主體性的關鍵詞是自由。唯有在香港落實普選，並進而推動全中國的民主進程，香港人才可以挺直腰和抬起頭來，以做香港人和中國人為榮。這樣香港的新主體性才會有它真正的意義和內涵。
（原文載於2016年6月3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