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在內地採訪，經常在前線目睹和「觸碰」到別人的苦難。這些不幸有血有淚、有抖震、有溫度、有氣味、有質感、有故事，不光是文字和影像。
在廢墟中訪問瓦礫下的被困者、在醫院走訪煤礦爆炸遍體鱗傷的礦工、在毒奶粉案中採訪受害兒童、在危樓村校中看着大聲朗讀的小孩、在拆遷和冤案中面對突然對你下跪痛哭的人、在軟禁的房子內傾聽着被軟禁者的心聲，在天災人禍裏遇上一個又一個受害人，看着一件又一件的不平事……
記憶猶新的，是在豆腐渣工程的採訪中，有七八十歲的阿婆緊握着我的手並跪地嚎哭，疾呼要討回枉死孫兒的公道，久久不肯起來。她瘦骨嶙峋的雙手揑得我有點痛，之後突然有種觸電，是心痛的觸電，悲傷如電流般從她的內心傳到她的手再電入我的手直入我的心，當下即大汗直流，並深深體會到老百姓的血淚悲痛。
一句句的控訴被錄成聲音檔案，一個個老百姓身影被攝入鏡頭，自己在做着做着，很多時會撫心自問，為何是我拿着咪採訪人家的不幸？為何是我在上面而他被困下面？為何是他在受苦而我在「隔岸」報道？為何他在水深火熱而我在舒適安穩？這是因為我們前世積來的功德？還是我們只是陰差陽錯，純粹好運地出生在相對幸福的香港？
對抗暴政豈能因「本土」丟淡
這種懸殊的際遇，說明我們比起很多在苦難中的人有多餘的幸福、有多餘的自由、有多餘的安全、有多餘的能力。在生活較安逸的香港，看着咫尺之遙的苦難，我們該如何善用這些多餘的幸福、自由、安全和能力，以對得起別人和天地良心？我們應坐視還是關心？應同情還是切割？
對受難者，人皆有惻隱之心，對咫尺之遙的受難者更甚。對不公義，人皆恨之入骨，經常作惡者尤其可恨。
看到李旺陽「被自殺」，香港人會群起聲討；看到「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被整，我們會擊節聲援；看到劉曉波坐冤獄，香港人會怒髮衝冠；看見譚作人被判刑，我們會咬牙切齒。他們是大陸人，不是香港人，他們捍衛內地民主的理想或弱勢群體而不是捍衛香港的利益；但當時為何我們會與他們在道義上連成一線，識英雄重英雄，聯手聲援正義，對抗邪惡和不義？
面對六四屠城，這種遍地開花式的掃射，不知殺了多少個「李旺陽」、殺了多少個「趙連海」、殺了多少個「劉曉波」、殺了多少個「譚作人」。香港人聲援正義對抗暴政的堅持豈能因「本土爭拗」而丟淡？
這些當年被殺的學生和市民，可能和你和我及今天的大學生一樣，有着近似的理想，懷着差不多的心情上街，但他們更視死如歸，結果是一去不返。
而這個27年前殺人的屠夫，今天穿得更西裝骨骨、衣冠楚楚，變得歷來最富有，更有影響力，能呼風喚雨，亮劍填島與列強跟紅頂白。屠夫的屠刀從未放下，刀鋒仍有血迹。他不但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還要法律有法律。他還懂得用各種「文明」和兵不血刃的手段來對你開刀和打壓。他的雙手，從未離開過香港。
今天，他不但仍逍遙法外，還對當年受害人家屬二次加害，對其他有民主理想追求的人鎮壓於無形。
而今天，他正是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的話事人。
良心叫我們每年站出來
對這筆港人在電視直播目睹網上能翻看的屠城血債，良心叫我們每年都要站出來，用燭光和各種方法聲討，不能畫上句號，只能畫出一個個感嘆號！
多少年，內地國安都來香港為六四集會收風；多少年，內地當局都會對香港的六四報道施壓。港人應珍惜香港的自由，這是在中國國土上唯一能大規模悼念和聲討六四屠城的土地。
對經常連悼念權都沒有的天安門母親和其他六四死難者家屬，我們的自由是他們在天堂才會有的，他們的宣言只能透過香港對外發表。
只要仰望這一片星空，感通正義和良心，屠城血債，沒有人可以放得下。
依法治國，天子與庶民同罪；當權者殺人，亦應公正以司法處理。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2016年5月31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