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找出安裕在二○○七年寫的安裕周記，在臉書裏分享。裏面談到他八七至八九年在美國生活的光景，幾千字的文章，瑣碎的生活描寫間，一班中國留學生時刻留意中國政局的變化。由胡耀邦下台，到他病重去世，到八九民運開始醞釀。身在紐約的華人，為地球另一端的中國的每個微小的動靜而情緒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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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
天安門的學生運動時寬時緊，延綿至六月三日中午（美東時間），終於爆出卜卜槍聲，北京政府用坦克與槍支鎮壓和平示威，震驚世人。哥倫比亞大學有學生集會，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安裕寫道。
文章裏，提到來自香港傳統望族的K，遠赴紐約哥大讀美術，人還未到，家人已在西十四街買了一間七百呎單位給她。正是她，在北京屠城後崩潰，沒有上學，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後來當醫生的哥哥來，帶她到波士頓轉讀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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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位老陳，他是安裕的中學同學，赴美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未讀完，美國政府便給他發出居留權，連同太太與剛在美國出生的女兒，一家三口本可在美國安居下去。老陳和K，最終沒有留在美國，都回到香港。六四後留在美國的留學生不多，很多人改讀法律，因為中國太需要法治。
六四改變了一代人的抉擇，我是其中之一。大學畢業後，我本來可以安份做教師、當白領，但始終擺脫不了做記者的欲望，於是便走上這條路。
（原文載於2016年5月30日《明報》副刊。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