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電影學院同學：
那天《天安門》放映完畢，看見你們一臉茫然，坦白說我至今還有點不解。
不曉得是事件你們不熟悉，還是影片把來龍去脈說得太詳細，當中的誰是誰非、莫衷一是來得太震撼，一下子反應不過來？還是，又到學期末了，大量功課及死線接踵而來，工作量把你們逼得透不過氣，再沒餘力觀賞及談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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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心裏最不希望的是，你們像坊間一些年輕人的說法一樣，因為自己是九十後，沒見證過1989年、六四事件，覺得事不關己，或說它不過是歷史芸芸不幸事故的其中一樁。別人我不敢說，但念電影準不能沒有同理心吧？若說個人經歷才是一切，那我們活在自己世界好了，幹嗎看那麼多故事？
應該不會的。若有人抱這種心態，恐怕早就吃不消，退學了。來到這裏，誰不是從第一年開始，修讀一個又一個影史、電影欣賞課？看各種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的電影？剛開始或許有點接受不了，但漸漸應該明白樂趣所在。學校裏，不少同學揚言喜歡楊德昌，楊的遺作《一一》很多人看過。《一一》提到電影發明後，我們的生活經驗至少是從前的兩倍。就拿我們這學期的觀影課為例，《娘妻母》、《青春殘酷物語》同是日本六十年代，角色及戲味已經南轅北轍了。吾生也有涯，電影卻無涯。我總覺得我們對故事的渴求，源自「個人經驗」的不厭足（是以「虛擬真實」與「網上身分」始大行其道）。那麼，還有什麼比透過電影了解人、認識世界更有趣呢？
應該不會的。《天安門》映後討論氣氛雖冷淡，但下課後還是有位同學悄悄跟我說，感謝我們選了這部片，她從小在外地受教育，以前不大知道六四，看完本片算是認識了。
當天，我本想再加把勁的推銷說，《天安門》載譽回來乃時也命也，我們得睹是緣分，是福氣。影片很多年前由舒琪老師的公司發行。舒琪倒是兩周前才發現，原來電影拷貝遺落在藝術中心。我第一個反應是OMG！小小一片DVD才會遺漏吧，想不到大大本的菲林拷貝亦然，而且一別經年。不是因為藝術中心的影院最近裝修，恐怕影片不會「出土」；影片不出土，我們也沒有機會看到。《天安門》是1995年的影片，舒琪說，九七回歸前影片在新華戲院公映，回歸後藝術中心每年六四前後皆放映，幾年後停止了，然後拷貝一直留在那裏。屈指一算，少說已有十三到十五年，舒琪說是奇譚。我恐怕有十多年沒看了，今天重看，溫故而知新。《天安門》的菲林幾乎沒花痕，廿年前的影像給凝結了。對，影片有網上版，但在偌大的銀幕觀看，跟YouTube上比較完全兩碼子事，看的投入，戲裏細節更清楚。一切像冥冥中安排，影片保留了最佳狀態，靜候跟我們見面這一天。它被「雪藏」的時候，座上同學恐怕只有幾歲呢。
《天安門》的「出土」不多不少，剛好在我們的學年尾聲。亦是每年春夏之交，貼近六月四日的時候。你們也許知道，過去廿年來，「六四」是令無數港人（包括我輩）心有戚戚焉的敏感日子。《天安門》像記當頭棒喝，提醒我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尤其是，在今年更多人嚷着別再悼念，事件跟我們無關，拷貝來得合時。它是多詳盡的八九民運紀錄啊！導演Carma Hinton是個中國通，漢語非常流利。她跟丈夫Richard Gordon有條不紊，爬梳大量資料，在影片開始時，嘗試把八九民運放進中國當代歷史的脈絡，由五四運動、開國大典，整肅運動、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一路說來。單看天安門廣場已不堪回首，它側記了多少國人的血與淚，1919年的五四，五十年代擴建、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文革老毛見紅衛兵；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先被定調再得平反。然後是八九被學生佔領，最後以血腥鎮壓結終。《天安門》儘管呈現了八九民運受爭議一面，但其結語是很明確的：清場後，天安門廣場回復平靜，官民整齊列隊，向暴力鎮壓過程中犧牲的軍隊「烈士」致哀。「官方」的說法是，天安門廣場再次回到「人民」手裏。電影此時配上《血染的風采》，畫面接上哭着控訴的丁子霖，她等天安門母親，兒子或親人死得不明不白，直到今天仍不可公開拜祭悼念。丁說：「什麼中國的花朵、中國的未來呀，當你們認為黨國需要的時候，子彈、坦克都可以上來。」
看見極權的荒謬，誰不齒冷？看到六四屠城夜屍橫遍地，軍隊竟動用實彈，然而民眾仍堅持聚集，甚至向稍息的冷血部隊舉起勝利手勢抗議的時候，誰不動容？我們讀書，除了求往後一官半職、安穩生活，最重要還是明事理吧？怎麼有些人好像愈讀愈糊塗的？說《天安門》「過去」，不盡然，很多受訪者至今仍活躍、被囚（像劉曉波），一些人則去向未明，但看片總有種在網上查查他們下落的衝動，好奇像工人呂京花有沒有跟襁褓的女兒團聚。說《天安門》是「別人」的故事也不對，影片述及香港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按影片敘事因果，港人捐獻的物資似乎對運動有不少影響。更不用說，「八九」影響了整整一代港人，有的移民，有的走進公民社會，更多的沒齒難忘。說起來很「老氣」吧，我中學時代最難忘的亦是八九民運，六四翌日全校停課，我們在禮堂集會，高年級同學臂纏黑紗，中史老師在台上說中國當代史。即使你是雨傘一代，《天安門》描寫佔領運動的曠日彌久，由激情到潰散，要不要大台、名人效應、應不應唱歌跳舞等等。回看太感慨了，那都是廿年前初看時沒有的體驗。
今年碰巧又是文革五十年。提起文革，《天安門》放映後有同學提到《八九點鐘的太陽》，那也是Carma Hinton及Richard Gordon的作品。對了，同學們，你們在二年級有紀錄片的必修課，在開拍自己習作前總要觀摩大量經典作品。你們一定同意，紀錄片說人的故事，沒有好奇心、同理心，不懂得等待、細心觀察別人的生活，如何拍得來？若自身經驗以外的皆虛妄，我們何必大費周章去看及拍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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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們一件小趣事。你知道我們學院的碩士課人不多，今年卻蠻多波折的。其一原因是，我們選了英國電影雜誌《視與聽》2012年的經典片單來研讀，遇上幾部非常冗長的影片。學期初同學看到片單都苦笑了，他們職責之一是把影片的分場弄出來，但見名單上有七個多小時的匈牙利片《撒旦探戈》（Sátántangó）、十個小時的紀錄片《大浩劫》（Shoah），負責的同學幾乎崩潰了。不過，昨天課程完結了，我想同學會覺得學習沒有白費。不是這個機會，我們準沒機會去看及問，有些導演為什麼一直拍一直拍，《撒旦探戈》也好，《主婦日誌》（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也好，他們怎麼不剪？不像一般電影課堂所說的，要去蕪存菁、要懂得省略？長鏡頭怎樣領我們走進真實、走進人物的世界？最有得着，想必是負責《大浩劫》的同學吧，十個小時關於納粹集中營的紀錄片，別樹一幟，完全不用歷史片段，只把鏡頭對準一個個倖存者及黨衛軍，跟他們訪談、拍他們真實的反應，奧斯威辛只是冰山一角。影片很平靜、不渲染，但效果卻無比震撼，甚至可說驚心動魄。
按「自身經驗」的邏輯，二戰、納粹屠猶都「事不關己」了？那為何二戰後半世紀有多，世界各地的電影仍陸續面世？我們作為一個知識人、準degree holder，甚或未來的電影人、創作者，到底相信什麼？有沒有社會責任？提出《大浩劫》，我更旨在說，剛剛從學校回來很晚了，卻發現哈佛大學在網上發布一段畢業演說，看後精神煥發。主講不是別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史提芬史匹堡。我們學院的畢業禮快將舉行，又見證一批同學學成下山。但很可惜，香港人不擅演說，本地大學、專上學院的畢業禮少見如此精彩、富啟發性的致詞。短短十來分鐘演說，史匹堡先以自嘲開始，說自己當年輟學，進了電影行，一直到年邁半百才回到學院，完成學位（《侏羅紀公園》還替他賺取了3個學分！哈哈～），為的是自己的兒女。史匹堡說，他拍的早期電影大多是逃避主義的，直至《紫色》（The Color Purple）開始改變，那作品讓他明白，拍電影也可以是一項使命（mission）。
史匹堡的演說，提到最多的關鍵詞是「直覺」（intuition）、「人道」（humanity），此外還有「愛」、「支持」及我上面說的「同理心」（empathy）。他建議畢業的同學多聽聽父母、祖父母的故事，「過去」有最好的故事，所以他才拍那麼多歷史題材（最新的《換諜者》亦然）。他鼓勵學子憐憫所有靈魂，然後他調皮的補充——包括耶魯學生（全場笑了！）；他鼓勵同學投票、和平抗爭、發聲。他巧妙的以電影比喻，說你們都是英雄，英雄需要對付大壞蛋。他說你們走運了，世界充滿各式各樣大魔頭，像「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等，到處都有仇恨。史匹堡身為猶太人，小時曾被欺凌。他說我們以為「反猶」已經是明日黃花，錯了。
所以他成立了「大浩劫基金」（Shoah Foundation），為世界各地的集中營倖存者做錄影見證。背後還是那一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電影學院的同學們，我們在這裏學習，掌握了一些說故事的工具與手段，除了要說自己想說的，還應該藉此明白身邊的人吧；電影／故事的力量，莫大於此。一些金石良言雖被電影說爛了，但醒世意味不減：《蜘蛛俠》的「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愈是說故事的高手，愈有責任把世間所有動人、荒誕、悲涼、不公義的故事說出來。有沒有想過，其實不是你選了「電影」，是「電影」選了你？《一代宗師》又說，武術是「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三階段先後不會混淆；嚴格看待任何一門學藝，它不止給我們一份工作（「做好呢份工」過時了）、一些利益打償，還是一場畢生的修行，是無價的。學電影的最大樂趣，的確是由明瞭自己到廣及身邊的人與事。我常跟一年級的同學打趣說，進了電影學院是富足生命的始點。行業不景氣，電影不會讓大家飛黃騰達，正好叫我們更看清楚學藝、藝術的意義，不用跟隨大隊，人云亦云。
當然，你們不可能每個都是未來電影人。但專上教育應該提供的獨立思考、治學能力、品味培養、對社會的承擔等等，對每個人終身受用。即使你們往後不是拍電視電影，只是在社會其他崗位，電影教育的磨練與影響，藝術學習給你們的自信，理應從各人身上體現。最起碼是，社會多一個有水平的電影、電視觀眾，爛片生存空間細了，TVB的末日應該更快來到。與其像學院更關心畢業生的就業情况，我從來更感好奇的是，四年前進來，四年後離開，我們有沒有因為（電影）教育，變成一個更好的人。這聽來很虛，但應是所謂assessment的衡量焦點。
謹與各位同學，尤其本屆畢業生共勉。
家明 敬上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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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年5月2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