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TSA）在香港也許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倚重標準化測試（standardized tests），認為它可以準確評估學生及老師能力的，又豈止我們的教育局；而是全球教育界的大勢所趨，也是很多專家和高官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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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令人費解。這些專家和高官不少畢業於知名大學，而眾所周知，精英學府絕少單憑學生的考試成績來評估他們的能力。配得上「教育工作者」這個稱呼的人應該知道，學生能夠從優質教育中學到最重要的東西，皆無法用他們在標準化測試取得的成績量化，例如分析力、判斷力和洞察力（即「critical thinking」，可譯作審辯式思維）、求知慾（intellectual curiosity）、創意和想像力、自我約束和管理的能力、隨機應變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學生是否具備這些至關重要的能力，以及他們在這些方面的能力有多熟練，不是統計數字或電腦程式所能掌握；而需憑老師的觀察和判斷才能下結論（judgment call）。
這所以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最珍貴和最有教育意義的經驗往往來自教師與學生面對面的交流、溝通和互動。真正的名師不會以訓練學生應試的方式教學（teaching to the test）。他們知道，師生關係才是教學成功的關鍵。教育的最終目標，是不斷培養和發展學生的自我（development of the self），以期他們達至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要發展學生的自我，先要認識和辨別出學生的自我。每個學生就像每個人的指紋一樣，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教育工作者堅定不移的信念與標準化測試的理念並不一致。
可是，對政府、僱主、學校、家長以至不少老師和學生本人來說，標準化測試作為一種分優定劣和汰弱留強的手段仍然無可取代。它也許是惡，卻是必要之惡；或者是壞事，卻是無可避免的壞事，即英文所謂的「necessary evil」。於是，備試仍然是孩子、年輕人和上班族最重要的學習經驗和生活鍛煉，應試更是關乎個人榮辱和成敗的頭等大事。現代人花在備試和應試的時間，不但佔據他們上半生的重要部分，更對他們下半生的發展起決定性的作用。由呱呱墮地一刻開始就在為考試籌謀和作好準備。這個由生到死、從搖籃到墳墓（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的過程除了涉及灌輸知識和訓練技巧之外，還包括心態的調整和適應。
一元價值觀 大量製造失敗者
這當然是要付出代價的。考試制度的麻木不仁，是誘使父母用「望子成龍」來合理化他們對子女的傷害，這種對親人的精神虐待張愛玲也許會稱之為「愛的凌遲」。考試制度的罪大惡極，是以驚人的生產效率大量製造失敗者。政府、社會、傳媒、僱主和教育界攜手建立一套僵硬、苛刻的一元化價值觀，以考試成績定成敗和論英雄。學生在幾乎別無選擇的情况下接受了這套價值觀，不用別人歧視，自己也會歧視自己。
這套邏輯從幼稚園到大學一以貫之，導致學生長期活在焦慮與挫敗的陰影之中，缺乏自信，自我形象低落。不管他們做得多麼好，似乎還是不夠好。這種揮之不去的挫折感，對很多學生的成長，與其說是影響，倒不如說是消耗甚至吞噬。青春本是人生的黃金歲月，年輕人應該活得瀟灑而自信；但非人的考試制度、沒完沒了的淘汰，以及自己跟自己和跟別人永無休止的比較，卻把他們大部分變成所謂「damaged goods」。
熟悉的魔鬼比不熟的魔鬼好
在科技日新月異、知識唾手可得的年代，強調死記硬背、囫圇吞棗和扼殺創意的標準化測試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時代錯誤（anachronism）。然而既諷刺又可悲的是，擁護和捍衛這類考試的仍然大有人在。執行考試制度的龐大官僚系統要與它共存亡，還有千千萬萬的父母，早已將他們子女的前途以至家族的榮辱寄託於公開考。對他們來說，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一類的標準化測試也許是魔鬼，但熟悉的魔鬼總比不熟悉的魔鬼好（better the devil you know than the devil you don't）。無怪乎在全球很多地方，考試制度的改革遭到巨大阻力，到今日仍然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原文載於2016年4月1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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