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蟬聲啁嘈的六月，網上又再掀起六四悼念問題的論戰。
隨着本土意識抬頭，今年的討論陷入「中港之爭」，年輕政黨青年新政批評，香港失火，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卻去關心中國如何在廢墟中重建民主，是「不分輕重」。
社民連則回應，鄰居縱火波及自家，以為隔離火源可自保，是「自欺欺人」。
香港能否建成「防火牆」置身事外，將是另一場爭論，但香港早於戰後四、五十年代開始，已被國共政治角力「火燒後欄」，卻是不爭的事實。
要回溯港人政治認同的起承轉合，雙十暴動是其中一個值得留意的轉捩點。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就香港過去發生的多次暴動做研究，由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開始，到最近年初二的旺角街頭衝突都有探討，我們的通識報道也隨着他的步伐分期進行，今期我們先與他談涉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部分。
「後政治」管治模式的緣起
戰後香港一直是親國民黨的右派與親共產黨的左派的戰場，只是隨着雙十、六七暴動，兩派分別衰落，加上港英政府刻意「後政治」的處理，才造就香港以看似「中立」的姿態，以便在國共之爭甚至冷戰中獨善其身。所以，在歷史的脈絡中，雙十暴動是第一個分水嶺，不僅確立港英「後政治」的管治姿態，而細看雙十，又似是雨傘運動的前生。
所謂「後政治」的管治模式，意思與一般人說的「去政治化」相近，但張少強教授認為「去政治化」本身亦是一種政治操作，表達上以「後政治」統稱港英殖民政府的管治手段更恰當。「後政治」的操作仰賴將自己塑造成行政管理人的形象，其實是借政治以外的外衣，達成政治目的，「殖民政府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keep law and order』，改善民生，帶動經濟發展，以此掩蓋發生在香港的政治爭拗。追求經濟發展，看似與政治無關，背後卻正是出於最切合宗主國利益的政治盤算，以免捲入（國共）左右之爭，才能與中共、台灣鼎足三立。」正是這種管治方式，塑造了港人看似只追求「發展主義」的政治意識，追本溯源，一切可由五十年代的雙十暴動說起。
一九五六年：貼中華民國國旗被撕觸發暴動
二戰後的五十年代，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席捲全球，香港這彈丸之地亦是左右派的戰場。張教授說，不少論述中，戰後的香港是只求「衣食足」而不理政治的難民社會，但其實來港難民中除了有親共的左派，亦有來自國民黨背景人士。
港英政府解密的檔案中指出，政府曾派警隊政治部監視這些政治活躍分子，發現有右派人士為國民政府籌組游擊隊、運送軍火，搜集情報等。除了暗地裏的戰略活動，右派人士為保持聲勢，亦不遺餘力進行公開的政治宣傳，「民間最重要的行動是鬥掛國旗，而當時右派的動員力更高，雙十暴動亦是由此而起。」
出現搶掠、縱火、毆打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李鄭屋徙置區的居民不滿職員撕走貼在牆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圍毆職員，警方鎮壓不果，反觸發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九龍城及荃灣一帶先後爆發暴動，「他們不止搶掠，更到左派診所毆打職員，同時有黑社會加入，逼路人及駛經車輛上的人買（中華民國）國旗。」這些黑社會皆臂纏或胸貼國民黨旗，多日暴動中，「由敲詐財物到殺人放火，涉及大量主權宣示、政治復仇、國共對立，右派試圖在港剿滅左派、霸佔生活機會、搶奪工作地盤、擴大勢力範圍。因而，雙十暴動既令英國在香港的晚期殖民主義直接受內部威脅，也令英國捲入了當時國共兩黨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外圍鬥爭。」
出戒嚴令 英軍鎮壓平息暴動
港英政府雖即時派防暴警察以警棍、催淚彈、荷槍實彈驅散群眾，然而，當時全港警力只有約5,000人，其中300人為防暴隊，曾受防暴訓練的警員也只得1,260人。警方無法控制場面，政府惟有以戒嚴令封鎖九龍及荃灣，出動英軍鎮壓，才平息暴動。
雙十的三重意義
後雙十之一﹕右派由盛轉衰
雙十暴動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雙十是右派勢力盛極而衰的分水嶺，「若1976年的左派暴動代表左派勢力高峰及滑落的轉捩點；右派就是雙十。」雙十中死亡、被捕及被定罪者比往後的天星及六七暴動都多（見表），右派的暴力行為不僅令他們失去巿民支持，成員在空群而出後被捕，甚至連台灣當局亦表態不支持。當時國民政府旗下的《香港時報》呼籲在港右派停止行動﹕「愛國精神之抒發，必須以理智為尺度……無論任何行動，自以顧全當地的社會秩序為第一義。」（《香港時報》，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右派自此大勢已去，日後六七暴動中的左派，下場亦如出一轍，「兩者同樣在總動員後被殖民政府清剿，又不被主子認同，加上失去民心，自此一蹶不振。」
後雙十之二﹕港英「後政治」管治上場
第二重意義，是港英政府確立「後政治」的管治姿態。事發時，港督葛量洪身在外地，回港後，他在電台廣播，宣稱英軍的軍事行動只維持法律和秩序，履行政府基本職能，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其後公開發表的事件報告中，亦將暴動描述為「巿政治安事件」。這說法絕無爭議餘地，表面上亦不帶政治色彩，既可避開冷戰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國共劍拔弩張下，讓香港置身事外，亦以「中立」的有效管理者姿態，避免民族主義的糾紛，以此建立管治的認受性。
張少強說，英國直至九七，都以「後政治」的權力運作來掩護自身政治利益，以繼續把持香港。「把香港非政治化，政治變成行政、專權統治變成有效管理、意識形態變成經濟追求、階級對立變成縱向流動，民主改革變成民生改善，一切都儼如只有理性，沒有權術，只涉程序與技術。」
後雙十之三﹕大增警力「防暴」
第三重意義是港英政府銳意提升警力。當時警力不足以控制局面，出動軍隊平亂，是迫不得已，因會造成社會恐慌，更會觸動國共神經，幸當時國共皆自顧不暇，對雙十的反應僅流於外交口舌之爭。因此，港英政府其後大力提升警力，加強防暴能力。「香港是全球警民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與殖民政府的政治手段有關，因警察出動仍是民事（civic）範疇，軍隊則有政治意味。我們有犯罪的人，但沒有政治人物；我們有治安問題，但無政治問題。」
張教授說，雙十暴動，與半世紀後的雨傘運動，儘管性質不同，卻有不少對照之處。當年港督葛量洪說「維持法律和秩序，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雨傘運動時特首梁振英以「堵路對市民生活造成長時間影響」為由清場，兩者如出一轍。「大部分政權，面對嚴重政治色彩的官民衝突，都會找個聽來必然正確的理據支持武力行動，就是要恢復秩序，回復正常生活，梁振英的講話與葛量洪相似，都是訴諸國家應有角色，是不具爭議的，但其實沒有處理真假普選方案的爭議。」
但與當年不同的，傘運時警力已足以驅趕群眾。「佔中到最後，全靠警察仍願意執行任務，驅趕示威者，才成功清場。」基於香港夾在國共之間的特殊形勢，自雙十後的騷亂都是由警察鎮壓，是否因此成為政治工具？「由職權來說，警察從來都是國家機器，是國家用來控制社會的一部分，但其（使用武力的）目的是否獲社會接受才是重點，現在的警民衝突，大部分來自示威遊行。若巿民不認同政權，就在執行任務時連同政權一同被指摘。」
由雙十到傘運﹕借愛國將黑勢力「合理化」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雙十還是傘運，都有黑社會出現。當年的右派一直與黑社會有淵源，活躍於香港的14K的部分成員更有國民黨背景；而傘運期間，亦有報道指有黑社會混入反佔中陣營，對佔領人士動粗。張教授解釋，政府要建立秩序，往往要用武力處理極端情况。「當政權受挑戰，需要動用武力，本身的武力不能達到目的，就要借助外力，而社會上可使用的武力來源，就是地下勢力。」這些地下勢力，可以借愛國主義之名將行為合理化，除了國民黨與黑幫14K有連繫，中國公安部前部長陶駟駒也曾稱「香港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張教授說：「為達政治目的，連黑社會的暴徒行為亦可包容，是華人愛國主義的現象。」
由雙十暴動的脈絡，我們可以知道，港人過去多年看似只追求發展主義的政治意識，其實是港英政府的刻意經營。張少強的研究一直延續至最近的旺角衝突，將於香港民間學院Intercommon Institute講授《香港暴動與管治》課程。他說，香港由六十年代醞釀出本土意識，到八十年代要求「民主回歸」，其實港人並非「去政治」，年輕一代的六四討論，亦與他們認為「民主回歸」是「中伏」有關，因「平反六四」是逆向認同中共政權：「後生一代不吃這套，他們只要民主，不要回歸，希望香港自保，追求本土價值。我想，他們也在摸索，希望講得清自己的想法。」
香港民間學院facebook：香港民間學院Intercommon Institute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
編輯﹕高卓怡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文載於2016年6月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