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本土意識抬頭，六四紀念開始由當初強調愛國到近期尋找其本土意義，中國的民族精神隨着日益高漲的本土思潮慢慢褪色。在悼念爭議以外，到底六四如何影響香港本土民主運動？
碧街事變
事實上，自1989年6月3日凌晨起，香港對運動的支援和對中共暴政的憤怒並未息止。翌日中午，已有逾千大專生在修頓球場集會抗議，當晚全港車輛和輪船響號一分鐘抗議。支聯會在當晚更呼籲香港人在6月7日擴大抗議行動，包括全港罷工罷市、環島大遊行和馬拉松絕食至6月20日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為止。
然而，中共的滲透造成「碧街事變」，煞停了後來的運動。在6月5日，70名聲稱來港探親的「神秘漢子」從深圳來港；巧合地，6月7日凌晨，油麻地碧街發生騷動，很多中資銀行、商店遭破壞，警民亦有肢體衝突。支聯會在事變發生後以安全理由，取消了當日預計150萬人的大型悼念集會，讓市民和組織自發舉行悼念活動。
黃雀行動
除「碧街事變」中突顯中共官方權力對民主運動的滲透和陰謀外，民間也同時反抗，策動一連串營救學生領袖的行動。
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秋後算帳，開始緝拿「高自聯」的學生。當時香港民間不少商人、人權分子、江湖中人便發起了「黃雀行動」，協助被搜捕的學生以香港作為中轉站，偷渡到外地。屠城後躲在不同地方的學生輾轉逃至香港，再安排飛往歐美等地。整個拯救行動過程隱密，救出約400人，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等也因而成功逃出中國。義舉之後，政權對人民壓迫卻愈發猖狂，魔爪亦更接近香港。
六四對香港的意義
今日回看「碧街事變」和「黃雀行動」，更可深切感受六四對香港的意義，激發了本土重要的民主運動。在民間與政權、記憶與遺忘的搏鬥中，歷史成為未來抗爭的參考，讓我們更清楚敵人的身影，並在與之對抗時明瞭自身的位置。
時代推進，不同世代的人對六四有不同看法自然不過，理應互相尊重。然而討論必須建基於歷史真相：六四不是歷史上與港人無關的一宗慘劇，六四／八九民運與本土民主運動實在無法切割。每次悼念六四慘案，都是對自身的一種提醒和反思，同時也在傳承香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憶。
作者是香港眾志主席
（原文載於2016年6月4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