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跟大家說3個故事：
一、Ａ先生，27歲，保險經紀。這份工，是在雨傘運動之後才轉任的。在「雨傘」還沒有被稱為「雨傘運動」之前，從9．28的一星期，他每天都把水、乾糧等物資，赤手空拳運到金鐘的現場，連續兩星期。後來，他看着事情發展，無奈、失望，不知所以。清場後，把原本的工作辭走，跟一個認識多年的朋友上了一次牀，那朋友就安排了他轉工，成為了保險及基金經紀。原來的工作，是他有興趣，但賺錢不多的工作。Ａ由月入萬五元，變成現在月入7萬元的金融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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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傘運動後，他最大的轉變，是成為了一個很愛錢的人：「我又不像那些泛民主派或政府官員一樣，有一官半職。你看看那些官？鉛水這麼大一件事，可以說是制度的錯，沒有人需要負責。屋邨的人，還在喝那些水。現在那些水安全嗎？官員們喝的水，就一定安全。陳×××退休後，有空就月旦時政，做『民主阿婆』，每月還在𢭃香港人10幾萬。我現在不多賺一點錢，怎麼去旅行？8月後買機票又被人打劫100元啦。有誰會幫你發聲？泛民嗎？××新聞（某網絡媒體）說，民主黨支持起三跑的呢。你叫我可以做什麼？最後都是賺錢吧。」
二、Ｂ先生，37歲，商人。3年前，我們認識，他總是跟我熱烈地討論陶傑在《光明頂》說什麼。他很在乎電台是不是有言論自由。每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他都會第一時間問我，有沒有內情。他覺得每次有電台主持離任，就是言論自由最黑暗的一天。但問他上一次聽那些電台主持的節目是什麼時候，他就會說：「其實我去年都沒有聽過，只是因為人人都在說，那個節目，一定是捍衛言論自由的代表。」「雨傘」的時候，他天天都去睡馬路。然後，直至11月，學聯再叫人聚集，衝龍和道，他在佔領區認識的朋友，被打到頭破血流。他走了。早兩星期，他結婚，婚前因為搬家，弄傷了膊頭。婚宴上，他太太的媽媽，整天問他太太：「Ｂ是不是又去扔磚了？你叫他不要再搞了。香港人沒救的。他們只會想人家去死，自己留在家。你叫他不要去衝了。」Ｂ的外母覺得他是暴力分子，Ｂ就算解釋幾多次也好，他的家人都不相信，他已經不會再參與任何社會運動：「健吾，我真的不行了。自從『雨傘』之後，我都不想再看任何新聞。現在你貼的東西，我只看『日本集合』。」我沒有回話。他的運動創傷，我明白，不是一兩塊日本製造的清涼膏貼可以處理。
三、Ｃ先生，27歲，「八九六四」後出生。兩年前我們在電台，一起要處理六四25周年的特備節目，他是我的朋友，總是擔心我的情緒，一直陪我聊天，令我撐得過去。六四的本質，在25周年的時候，是不可質疑的，大家都覺得六四很重要。當時，也有很多人「堅持」，一個電台「敢談六四」，那電台就有「言論自由」。而我只一直在想，可以如何令大家對六四有一點反思。那時候，我在想，如果25年過去，思考的人思考的事情沒有改變，是我們的環境沒有改變，還是思考的人沒有思考？25年時日過，參與的人都老了，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一定有點不同吧？當時，有人堅持，六四需要薪火相傳。傳什麼呢？傳到哪兒呢？年輕人為什麼要接這火棒呢？Ｃ對我說：「你如果決定要這麼說，小心一點。你預計了一定會被罵。因為，很多人想聽你如何說六四，去衡量你的人格。」最終，我發現原來有很多年輕人，都跟我有類近的想法。中國不是27年前的中國，香港也不是27年前的香港。即使是同一件事，抱持不同看法，也很正常吧？
原來不是的。原來，你對一件事，不用同一個態度思考、用不同的方式悼念，你就不是人。
老的說嫩的不是人 嫩的說老的不了解
「雨傘」過後，很多人對我說，他們有運動創傷還沒有解決。當你還在痛，如何去傷別人的傷、痛27年前的痛？
這條問題，支聯會的人，不會回應。他們會說，六四還六四，「雨傘」還「雨傘」；「雨傘」再痛，不等於你們可以忘記六四。年輕一代聽了，只覺得那是離地感言。本來，運動創傷這瘡疤，你不碰也不知它在這裏。現在可好了，老的說嫩的不是人，嫩的說老的不了解。這些運動創傷，絕對會在9月選舉反映出來。
將來會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朋友的內心深處，仍在痛，仍沒有好過來。
（原文載於2016年6月4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