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未來10個月有3場選戰，今天各路人馬已經蠢蠢欲動，爭取設定議題，搶佔輿論制高點。其中一個議題是反對現任特首連任，所謂「ABC」（anyone but CY），即撤換特首。如何理解這種負面選戰的現象呢？本文從香港的選戰出發，參考美國立國的歷史經驗，分享個人對一些選舉政治的觀察心得。大家應以平常心視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或者引述孔子的講法：「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人是有自省及學習能力的動物，就是本文目的。筆者的立論是人的言行受到結構（如在位與在野分別）及制度（如價值、規則及誘因等）影響之餘，亦有人的主觀意識因素，或者更深層次的人性問題。
務虛務實分寸的學習過程
較早前，筆者遇到一位局長，向他請教做了問責官員的心得。他表示兩點：一是情緒智商要高，二是做好特首承諾的政綱。諷刺的是，這位局長自言值得自豪是已經做完特首政綱的承諾。若民望與做實事成正比，這位局長的民望應該很高，但事實卻低得可以。這使我想到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講過政治人才有「外才」與「內才」之別：所謂「外才」是能夠面對公眾，有解釋政策及說服公眾的能力；至於「內才」，則是有運籌帷幄、落實政策的能力。或者說，「外才」就是務虛，「內才」就是務實。
回歸未來的選戰議題。對於一個講求做實事的政府而言，結果是「ABC」並不為奇。在一個新聞及言論自由高度開放的社會，如何既能務實又能務虛兩者兼得，是一個特大的考驗。香港選舉政治始於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至今已久經選戰洗禮。相對而言，回歸之後，少了港英的「教車」師傅導航，特區政府官員，由特首以降，問責官員及政務官面對選舉政治，還是未能完全適應過來。務虛務實並不矛盾，其分寸，即「度」，是最為關鍵。不過，這亦有一個學習過程。最近台灣國民黨淪落為在野的少數黨，終於放下身段，學習民進黨在議會「搶咪」、霸主席台的對抗性政治。亦可以說，這是形勢使然，權力關係變了，言行最終會跟着改變的。
競選就可能產生不可預測變數
選舉就是競爭。競爭者，就是有不可預知的結果。這個不確定性對於野心家或雄心壯志者來說，提供了想盡辦法取在位者而代之的機會。這樣便製造了誹謗選舉（mudsling campaign）的空間，文雅的說法是負面選舉。這並不完全是制度因素，例如把「大選區、多議席單票制」放在香港的對抗性政治環境，更容易產生誹謗選戰。因此，選戰本身的競爭因素足以構成誹謗選舉。筆者在這裏試舉美國的選舉經驗以資說明。
2016年美國共和黨特朗普（Donald Trump）透過負面選戰成為共和黨總統準參選人便是明顯例子。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初選期間口不擇言，言論極盡煽情的能事。例如他指摘墨西哥移民是「強暴犯」；如果他當選總統，將在美墨邊境修築高牆；又會擴大遣返，取消無證移民孩子的出生公民權；又在電視辯論中貶低女性，暗指向他尖銳提問的女主播月經來潮；又倡議禁止外國穆斯林教徒入境。這些非主流的競選言論引起熱議，民間甚至懷疑這是否歷史上美國選戰之中最醜陋的一次。
筆者翻查文獻，終於發現不少評論都以美國開國第四屆，即1800年總統選戰為最醜陋的講法。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美國醜陋選戰的開始，因為每一次誹謗選戰都會被一些評論員視為最醜陋的屆別，例如2012年民主黨奧巴馬與共和黨羅姆尼（Mitt Romney）的總統選舉亦有這種說法。
為什麼美國立國之初便產生抹黑對手的誹謗選戰呢？這頗令人不得其解。因為美國建國之初，立國國父（founding fathers）都是一時俊傑。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是首任總統華盛頓的副總統，他爭取連任遇上他的副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挑戰。而傑斐遜則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撰寫人。若從表面來看，這兩人原本是同僚，大可進行君子之爭；但由於黨派政見不同，最終變成泥漿摔角的誹謗選戰。遺憾的是，兩人事後互不理睬10多年。
據資料顯示，在之前一任（即1796年）總統選舉，公眾還是期望候選人要有紳士風度，不公開競選及批評對手。不過在1800年的選戰，兩人跟隨當時的做法，將競選交與代理人負責。雙方陣營的競爭氣氛日趨激烈，最後還是以謀殺人格的選戰策略完結。當大家看到一些現在流傳下來的言論，便知道特朗普的嘩眾取寵、出位「大嘴」其實不算什麼！
其中一個幫助總統亞當斯的代理人，具有極大影響力的耶魯大學校長德懷特（Timothy Dwight），他這樣警告——若傑斐遜當選，「我們將會見到我們的妻女成為法律容許娼妓的受害者」。這樣的擔憂被一份康涅狄格州派性甚強的報紙加鹽加醋的渲染，將傑斐遜如果當選，將來國家之內「謀殺、盜竊、強姦、通姦、亂倫將會公開地教導及實踐」。
亞當斯的對手傑斐遜亦不是泛泛之輩，他最終競選成功。他暗中資助一位甚有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郭蘭弟（James Callender）。後者筆下的亞當斯總統是憤怒、說謊、好戰，並且是「可惡的學究」及「下流的偽君子」，他「表現既不像男人又不像女人，但是擁有醜惡的陰陽人性格」。
這些人格謀殺的抹黑選戰言論當然招回更惡毒的回應。亞當斯的陣營宣稱對手，即在亞當斯任內的副總統的傑斐遜，為「小氣、下等人，半印第安血統女人的兒子，是維珍尼亞州黑白混血父親所生的」。即是說，用「野種」這樣歹毒的言辭貶斥對手！
制度、人性及權力的糾纏
太陽之下無新事，人類團結及鬥爭的現象或許有不同的表現，其底層人性本質則沒變。從這個角度，諷刺的是，本文敘述美國醜陋選戰之始在今天視為政治哲學經典的《聯邦人論文》（The Federalist Papers，1787-1788）發表之後。聯邦人論文作者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及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可能預示了這場選戰的影響。他們一直想避免黨派（faction）對國家造成的損害。因為他們相信黨派基於激情或利益驅動，而與其他公民或社區對立。但是亞當斯是聯邦黨（Federalist），而傑斐遜則是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可以說，基於黨派利益及信念，他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對手。看來，什麼好的制度設計亦不能防止，而只能減低人性醜惡的一面。
從美國誹謗選戰回到香港。提出撤換特首，但又不以理服人地說明對方具體做了什麼惡行，這是抹黑對手，缺乏政策創議的煽動家、陰謀家的行為。但是在「大選區、多議席單票制」的設計下，這種利用群眾情緒，而非務實提出政綱的誹謗式選戰策略是有效的，尤其在一個社交媒體盛行情緒主導言行的年代。從這點看，選舉制度的設計可能助長人類負面情緒的宣泄。然而，大家都知道製造仇恨對社會整體利益必然有所損害；但在制度未改變之前，我們對制度扭曲人性只能徒呼奈何！
總結
美國的誹謗選戰例子說明，選舉本身足以顯示人性醜惡一面。選舉制度可以被煽動家加以利用。走筆至此，筆者回顧文首點出孔子所言，入鮑肆而忘其臭的道理，只是想指出環境影響人比想像中大。若缺乏一點自省能力，被人家牽着鼻子走，「洗了腦」而不自知！人類歷史不乏這樣重複。人類有文字紀錄的幾千年歷史，沒有什麼制度是完美的，亦沒有制度是不能改變。最後一句，制度設計應該鼓勵人性美好、利群的一面，避免顯彰私利及負面情緒。「ABC」顯彰什麼，大家知道的！
作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5月27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