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輕人追求自主，在政治上亦開始談自決，引來不少上一代的政商權貴開口反駁指這是太天真不可能，尤其是經濟條件上。我的觀察是，一種新的經濟自主觀其實已經慢慢在新一代中孕育出來。以下我會先從3個事例說起。
一、最近，董建華及何柱國等人士相繼出來指佔中、旺角事件等導致香港經濟下滑。這種「搞事者阻人發達論」最經典是當年領匯（現稱領展）上市，不過現在這種論調在二三十歲一代幾乎是沒有市場，他們更期待着自由行及樓價下跌甚至基建爛尾。反映傳統的「做大個餅」及「基建帶動經濟」說法已漸破產。
二、兩間評級機構下調中國及香港信貸評級展望至「負面」，原因是由於中港政經漸漸緊密，中國風險將削弱香港前景，又以「一國兩制白皮書」為例指香港機構獨立性或被影響。曾俊華立即反駁指不存在「中國風險」，而是「中國機會」，擁抱「一帶一路」機遇。相反，青年一代卻清楚中國經濟千瘡百孔，預料泡沫爆破，但千萬不要拖累香港。這反映建立自主經濟體的期望。
三、近年討論二手換物、環保、社區及小店的群組和行動激增，例如「Oh Yes It's Free」、「執嘢」、社區漂書、環保貨倉或筆者有份搞的深水埗小販地攤。雖受政府忽視或打壓，但這類共享經濟的活動在新世代很受落，反映社會需要一種強調自主與互助的經濟文化。
以上的例子的鮮明對比，顯示新世代正在拋棄舊世代的經濟觀，而嘗試確立新的一套。當舊世代仍在問，如何增加帳面利潤、如何增加帳面GDP，新世代已開始問「如何與他人建立更好的關係、更幸福的生活、社會更自主的經濟？」
舊世代的主流經濟觀
香港過去已被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所蹂躪，造就領匯、外判、高昂樓價等問題。再借用已故經濟學者曾澍基教授的分析，曾蔭權及中央政府在2003年後開始以「資源流動觀」作主導，取代短暫的「本土優勢觀」（1997至2003年）。「資源流動觀」要求加強中港經濟融合，誤以為可解決經濟結構問題。這個思路下就出現自由行、CEPA、「大白象」基建、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減稅、引進紅色資本炒起資產價格等等。
舊世代觀不求建立健全的本地經濟，卻進一步加強「搵快錢」、重量不重質的經濟文化。金舖及藥房開到街頭巷尾、炒賣股樓多過投資實業。他們又用「造大個餅先」一說來令人望梅止渴。文化上鼓吹個人消費，崇尚個人之間競爭，將社會問題變成個人問題。這要求不斷自我增值，同時亦要面向大陸發展，及來自大陸的競爭者，否則就是失敗者。
10年過去，惡果清楚可見。一是造成經濟產業依附內地，如自由行及金融。二是造成青年世代的貧窮化，收入追不上樓價。三是無止境的競爭文化造成人的疏離與隔膜。這種經濟模式根本就是殺雞取卵。
GDP這個餅是造大了，但沒有公平分餅，經濟體質也沒有變好，人更是不快樂，聯合國的快樂指數亦指香港每况愈下。
舊世代觀的問題 催生新世代的經濟觀
年輕世代不會坐以待斃，他們質疑那套壓迫他們的經濟論述，並在以下6方面出現變化：一是擺脫依賴，追求自主與互助；二是由宏大基建主導轉變為實用民生主導；三是由單一壟斷變為多元分散；四是由中心意識變為地區意識；五是由即時消費變成持續孕育與環保；六是由自利變為利他的共享意識。
這種新的經濟觀，正反映新世代要擺脫壓迫，追求一種更為在地自主、更為人本的生活。這一代享受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所產生的幸福，及希望建立共同的圈子，卻並非以消費購物或追求外在業績帶來一時之快樂。這是幸福觀念的變化。
所以，你會見很多年輕人在唐樓合租單位來對抗高樓價，支持樓上小店以對抗連鎖店，共享社區空間來反抗商場壟斷，建立本土實業對抗離地經濟。這是不同世代的文化價值爭持，背後亦是新世代如何從1%權貴中重奪經濟的戰爭。
能否突破舊經濟霸權？
放在整個社會上來看，新世代的自主經濟觀現時仍是在孕育階段，未來可能有3種可能性：一是它漸漸成為新世代的普遍意識，而且在實踐上證明自主經濟體系是可行，繼而成為將來新的時代共識，取代現時的霸權論述。第二可能是它只能成為主流經濟旁邊的補充部分，或作為某種邊緣價值。第三種是可能它只是短暫的現象，假以時日這個苗頭會被現時霸權所吞噬。
我期望這種新的經濟觀能在將來確立成新的自主經濟體系，而這除了經濟觀之外，我們還需要在經濟結構及政策上開發一套新秩序。
其他文章：「巴拿馬文件」為何港府當無事發生？（文：Terence Yun）
作者是香港專上學院傳意及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原文載於2016年4月8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