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初一旺角事件中，參與群眾高呼「香港建國」的口號。隨後，事件中的「暴徒」、「分離主義者」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梁天琦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贏得6萬多票。雖然未能當選，但其氣勢無兩則是事實，相信在9月份立法會改選時，梁或者其他本土派人士奪得立法會議席是很可能的事。當「本土派」取得立法會議席時，就標誌着「港獨」正式登上香港的政治舞台。最新的發展則是香港民族黨正式成立。雖然政府拒絕其註冊，但其成立標誌着「香港獨立」已經從言論發展成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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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已從言論發展成行動
一個地區出現獨立運動，必然涉及很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遠因、近因，需要專家深入分析。這裏筆者僅僅提供一些個人在採訪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觀察，供讀者參考。
本土主義初興，是2010年反高鐵事件；而其成形，有賴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發展到「獨立建國」，則是今年初的旺角事件。這個運動在短短5年間能迅速發展，其原因有三：（1）梁振英任內「兩制」空間遭到嚴重壓縮；（2）中共對港「民主」承諾嚴重跳票；（3）中共治理下的中國，使人恥為「中國人」。本文先集中談梁振英的問題。
梁振英任內「兩制」空間遭到嚴重壓縮，是「港獨」急劇發展的重要原因。
梁振英是在2012年3月25日當選，2012年7月1日履新。但早在他正式執政前，筆者就發表文章，預測梁振英任內香港將出現動盪（見〈震盪在前 請大家坐穩一點！〉，載《信報》2012年5月17日），原因就是他的政策將促使香港出現「四化」危機（見〈梁振英與香港「四化」危機〉，載《信報》2012年4月19日）。所謂「四化」危機，是：一、「兩制」漸趨「一國化」；二、意識形態「大陸化」；三、西環治港「常態化」；四、治港班子「左派化」。
筆者指出，這4種危機，會嚴重壓縮香港這一制的空間，就必然會激起民眾的反抗。所以筆者很有把握地在他尚未執政之前，就提出「震盪在前，請大家坐穩一點！」的預警！對照這3年的發展，筆者的預測可以說是全中。
3個例子說明「兩制」空間遭嚴重壓縮
梁振英任內如何使「兩制」的空間遭到嚴重壓縮？筆者以3個例子來說明之。
第一，在他提出的政改方案中，完全無視全國人大的「8．31」決議違背了起草《基本法》時京港雙方對普選的定義所達成的共識，導致港人爭取了30多年的真普選落空。
梁振英當年作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完全知道在草擬過程中京、港代表是如何確認這個定義的。在基本法的草擬過程中，京、港代表曾經3次就「普選」定義達成共識。
1986年草委們在草擬第68條（立法會普選）的過程中，對「普選」所下的定義是（註1）：
「2.1 直接選舉：直接選舉的意思，就是由一定規範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在一定數目的候選人名單中，以直接的多數票，決定其中一人或數人出任某些公職……
2.4 普及選舉：選舉人的資格即除年齡及公民身分外，並無其他任何限制。」
1987年草委們在草擬第45條（行政長官普選）的過程中，對「普選」所下的定義是（註2）：「由普及性的直接選舉產生行政長官。」按照草委們的解釋：所謂「普及性」，是指選民的資格除年齡以及公民身分外（或「一般選民資格外」），並無任何其他限制。「直接選舉」是指由選民直接投票，在候選人名單中，以多數票決定其中一人出任行政長官。
1988年基本法初稿形成後，在徵求意見的過程中，草委再一次重申這個定義（註3）：
「選舉的意義就是直接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其他任何解釋均會引起不信任或被騙的感覺，及有違《中英聯合聲明》。」
換言之，在起草過程中，京港雙方是不斷在確認大家對「普選」的理解。當年作為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的梁振英完全熟知這個過程。今天他作為香港特首，有道義上的責任去指出北京的錯誤。但是他完全沒有這樣做，反而是在香港硬行推銷這個錯誤的決議，終於導致雨傘運動以及政改無疾而終。
第二，當國務院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簡稱白皮書）時，梁振英及其律政司強調中央政策沒有變，卻完全無視白皮書第一部分「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程」第二段的表述，實質上悄悄地刪改了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和基本法關於香港擁有行政管理權的規定。這一刪除目的就是為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埋下伏筆。作為特首，梁振英理應要求中央澄清為什麼白皮書會有這個變動、這個變動意味着什麼、這個修改是否違反了基本法、香港能否提出對這個修訂作出「違憲審查」等等一系列問題。可惜，梁振英一句話「中央政策無變」就無視香港對自己這一制的管理權遭到嚴重侵蝕這個事實。
第三，對李波事件軟弱無力的表態，完全背離香港的利益。這是一起嚴重侵犯「一國兩制」原則的事件；作為特首，梁振英有責任守好香港的邊界以維護香港人的安全感。可惜我們見到他完全不敢擺出捍衛香港人安全的適當強硬姿態。
梁振英介面功能完全失效
特首這個職位，是「一國」之下、「兩制」之間的一個介面（interface）。這個介面的功能健全的話，「兩制」的運作就會良好；否則，「兩制」的運作就會出現問題。從以上的例子看，梁振英的介面功能完全失效。這就使「一國」對「兩制」構成嚴重的壓力，使「兩制」的空間受到嚴重的壓縮，這就迫使年輕人高喊「我城我捍衛」的呼喚，這就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激進的本土主義。所以，今天「港獨」能迅速成形，梁振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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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見1986年12月3日基本法政制專責小組行政機關的組成與行政長官工作組及立法機關的組成與立法機關的產生工作組第一次聯席會議討論
註2：見1987年3月13日基本法政制專責小組下轄之行政機關與行政長官的產生工作組撰寫的《行政長官的產生討論檔第一稿》
註3：見《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第五冊．條文總報告》
（「港獨」探源．上篇）
（原文載於2016年4月8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