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的衝突，是公共爭議的必要條件，無視差異、缺乏選擇則是爭議的充分條件。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爭議在公共事務中幾近不可避免。處理爭議的一個焦點在於衝突：若能協調各種價值，互諒互讓，各有取捨，各有妥協，達成共識，衝突便可以和緩，甚至化解；若不能妥協，便訴諸公決，少數服從多數，有了結果便不再爭議，衝突仍然存在，只是給遏抑下去。
過去的教育爭議，多以這種聚焦衝突的手法處理。例如反對殺校，以所謂「三保」作結，政府算在資源上讓步，民間則不再根查學校結束是否全因家長選擇；又例如反對國民教育科，政府擱置正式成科，民間既相信小勝一仗，卻又防範不了如水銀瀉地的潛在課程；TSA也如是，政府暫緩全港小學應考，卻推出五十間學校的試行計劃，全港的考試暫停了，但對參與試行的學校中反對TSA的家長來說，卻和沒暫停一樣，不滿依然。
目前的教育體制仍以學校、班級為單位，學生入讀同一學校，在同一班級上課，不同學生是同時學習的，這固然有社教化、合作互動等效果，但學生之間的差異便成為教學過程上的難題。在學習而言，通過教學策略的調適，專家教師還可以善用差異提升學習效能，可是，以像應考TSA與否這類非此即彼的議題來說，順得哥情失嫂意，是目前制度的局限而不只是困難。
問題在於制度沒有選擇。政策處理的是公共事務，制度自然以大眾為對象，問題是，以多數的大眾為對象，是否必須忽略少數個體的選擇？以TSA為例，反對因TSA而招致操練的家長，要取消TSA整個考試，可是若取消了，則認為不受TSA影響的家長是否少了選擇？反之亦然，認同保留TSA的話，則反對的家長又會感到被迫參與。
其實，處理爭議的另一焦點可放眼選擇。制度如果容讓選擇，便可以兩全其美。以TSA為例，認同的家長固然可以選擇讓子女應考，不認同的家長則也有權選擇不讓子女應考，各適其適，不必強迫。有了選擇後，爭議便沒有意義。
容讓選擇，成本很低，卻能為爭議留出一道活門，有了活門，爭議便不會在制度內不斷加壓。像壓力鍋的出氣閥，為制度或政策設置了選擇，也就是消弭充份條件，爭議便可化解於無形。
（原文載於進步教師同盟網站。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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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報即時新聞貼上了 201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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