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訊爆炸的今天，人們的時間變得愈來愈矜貴。要讓信息衝入觀眾和讀者們的視線和腦袋，花些心思，搞搞新意，成為指定動作。於是「惡搞」和「截圖」，便成為我們在智能電話和網上常常看到的「時事懶人包」。所謂的「惡搞」，可以理解為「文化干擾」（cultural jamming），透過重新演繹或定義一些文化符號，把約定俗成的權威或知名品牌弄得啼笑皆非。替政治領袖和政黨「改花名」，把國家或公共政策「低俗化」（例如「一帶一路」和「一戴一露」），或嘗試顛覆著名品牌的正面形象（例如把很「酷」的品牌弄得俗不可耐、為富不仁、「無厘頭」等），都是文化干擾的常見例子。
社會運動的延伸
文化干擾其實是社會運動的延伸。社會運動旨在改變社會現狀，而文化干擾則是把社會運動力圖改變社會的動機，以文化創作或二次創作的方式表達出來，以改變社會中一些「常識」和「習慣」。把政府、政黨、政治人物、品牌，以至廣義的社會權威拿來開玩笑，可讓人「消消氣」，但同時亦帶來一些潛移默化的文化變遷。一來，「惡搞」使領袖和品牌的權威和聲望下降，使這些曾經讓人們心生敬畏、帶點神秘感的人和事，變成茶餘飯後、網上閒聊，以至是「有味笑話」的題材。這使社會大眾愈來愈傾向挑戰權威、質疑名牌。二來，「惡搞」往往帶有偏面，甚至是以偏概全的文化形象。一旦這些「惡搞」形象深入民心，成為集體的偏見，則相關的機構、領袖或品牌，亦可能難以「洗底」。例如，傳媒機構一旦被社會認定是帶有某種政治和市場傾向，那即使記者們如何盡心盡責，亦難以扭轉這些「惡搞」形象。
「有圖有真相」的社會迷思
「惡搞」和「截圖」，乃息息相關。截圖，源自一種叫「有圖有真相」的社會迷思。截圖往往捕捉一些電視新聞、網絡片段，又或其他圖片中精彩或震撼的一刻，又或者是讓人最有情緒反應的一剎那（例如政治人物的某個動作等），再配以「金句」（短句評論），構成一幅讓讀者一眼便理解「成隻故仔」的圖片。截圖可謂是「圖片新聞」的昇華，不過其創作的元素，已經超越了「客觀報道」、「平衡報道」等新聞價值的界線——尤其是把不同照片和意象混合成一幅圖，帶有強烈政治文宣意味的「改圖」。
截圖，其實亦非什麼新鮮事。在報業面世的初期，報紙亦有「插圖」。插圖並非新聞照片，而是跟現今政治漫畫如出一轍的文化創作：例如用大熊來代表俄國、大鷹代表美國、以一眾動物和人物代表列強在華的勢力等。這些插圖，有些像漫畫，有些則是較為寫實的繪本。嚴格來說，這些從前的新聞插圖，跟如今的網上截圖和改圖一樣，都混雜了作者的創作元素，以至是強烈的政治立場。在人類社會仍在印刷時代，影音技術還未發達之際，這些新聞插圖發揮了「有圖有真相」的社會功能——以一眾動物和人物在中國領土上張牙舞爪的形象，生動地把列強辱華的民族情緒表達給讀者，又或以漫畫的形象諷刺時弊和社會人物。弔詭的是，無論是當今的網上截圖和從前的新聞插圖，其「圖」所代表的「真相」，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文宣——其「真相」不一定是為了客觀報道，反而不時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和社會立場。故此，截圖往往亦是「惡搞」的重要工具。
「容易入口」 使信息深入民心
「惡搞」和「截圖」，已漸漸成為如今人們在流動和網絡通訊中接受信息的重要文化符號。然則它們會為我們建構一個如何的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簡而言之，是一個免於政治和經濟力量支配，亦不受個人或組織一己私利和欲望左右的交流機會。只有免去上述的因素，人們才有機會放下身分和個人的社會地位，跟他人平等地交流，從而得出一個理性的社會討論。
「惡搞」和「截圖」，一方面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意味，以至是政治文宣的動機，因此難免充滿了政治計算，以至是組織的利益和考量。不過另一方面，惡搞和截圖的製作和發布成本遠低於新聞製作，而且較容易讓人動容，進而關心時事、加入社會討論，以至是挺身而出參與社會運動。這些動員人們參與社會討論和行動的效果，對公共空間的影響亦不容忽視。而更深層的文化影響，在於「惡搞」和「截圖」是否正在改變公共空間本身的定義。公共空間原本強調「無私為公益」理性思辨。這定義向來被批評為陳義過高——即是「離地」。「惡搞」和「截圖」，相對來說更「容易入口」，以致使信息深入民心。由「惡搞」和「截圖」所帶起和進行的社會討論，會否才是一個「原汁原味」、「在地」的公共空間？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3月10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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