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當年為了什麼去紀念六四大屠城？當年港人支持北京學運，背後幾乎都是一種國族主義所帶動的感情與感覺。而近年香港紀念六四背後的國族主義，則慢慢擺脫一種基於血緣、文化傳統或中華民族中心觀的「民族的」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過渡到一種奠基於個人自由、權利、以法治制衡專制等價值為核心，一種「公民的」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香港年輕人，對事件無切身感覺，實屬常態。而對任何紀念團體而言，要求沒有實時感受的人，以什麼民族家仇國恨的感覺，用中華民族的心態唱《血染的風采》，不啻是種苛求。不過，對追求任何政治認同的參與者來說，無論是中華兒女也好，或者香港城邦，以至香港公民國族身分的人來說，忽視香港紀念六四，都是遺忘香港身分認同的表現，也是任何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此類普遍價值所不齒的行為。
六四紀念 分辨人鬼
冷漠不是罪行，抽離感情，歸園田居，擺脫塵世，也可以是一種解脫。不過以政治為志業的人，以「行禮如儀」、「綑綁式集會」、「自顧不暇」這類似是而非的口號，遺忘六四，這等政治人物，似乎忘記了六四作為一個至今有效的測試機作用：「我睇人睇咗幾十年，邊個係人，邊個係鬼我睇得到！」
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就六四表態，是「綑綁式」，那所有政治人物接受這種道德綑綁，也是應有之義。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支聯會、點蠟燭、去維園。而任何人有興趣，也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做或者不做任何事物。無論出於民族、公民、個人、普世的考慮，安坐家中用鍵盤紀念六四，多少也能協助推翻共產黨的道德根基。不過今日竟然有大學學生會會長說紀念六四毫無意義，這多少也是香港嬰孩世代固守老舊大中華民族觀、未能有效將體驗傳遞到下一代之過。而這種警告，年來已有不少人提出。
不過，無論是否使用燭光，六四乃映照世間「係人係鬼」的法眼，這點倒是沒有改變。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不論世代、立場，否定紀念六四的用途、否定六四大屠殺乃反人類的罪行，就是鬼。不但是香港國族的敵人，更是全人類的敵人。
本土國族主義者應主動更新六四意義
六四在香港史的意義，當年是一種出於「民族的」國族主義情感。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中，民族認同、國族認同並非一種根本的認同；但八九六四事件，則幾乎塑造了香港人國族主義與意識的第一波。從「中華民族」一分子的立場，控訴共產黨屠殺中國人，中共乃全中華民族之敵。中共一貫沉默，就是為了逃避道德責任。六四測謊機，觀察政治人物發聲或沉默，辨別人鬼，行之有效。
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版圖，可以說就是以「如何評價六四」為政治對立軸的，而背後都是以民族的國族主義作為動力，不過兩邊陣營各有不同理解：民主派徹底追究中共的六四責任，才是中國人當仁不讓之舉；愛國陣營則認為快點忘記屠殺、大家發達才是正路。前者以道德的，而後者以經濟的理解去定義國族利益。
時至今日，每個人是否還因為當年這種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客觀上變成個人如何選擇自己的身分認同；而不少年輕一代則轉投以公民的國族主義去理解世界。國族主義（nationalism）泛指一種根本的認同與文化世界觀，而以個人的、公民的價值去建構國族，取代集體的、民族的綑綁國族感情，為這年頭的改變。紀念六四的意義，也自然從浪漫主義式的悲壯，變成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公民覺醒。不把老舊的事物賦予全新的意義、爭奪話語權、重塑道德感情，反而主動放棄集體記憶，呼籲遺忘香港文化史過程，從香港公民的國族主義立場，確實無異於歷史修正主義的道德惡行吧？
「賜予我勇氣，去改變能夠改變的事物。賜予我冷靜，去接受不能改變的事物。還有，賜予我智慧，去識別能變與不能變的事物。」
（Serenity Prayer）
（原文載於2016年5月28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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