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考生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考前夕自殺，永遠缺席。好一條考題「我在＿＿之中找到快樂」供大衆填充。考生在「高登」說：「我在高登之中找到快樂。我寫咗高登點樣改變一個廢青嘅人生價值觀，學識從悲傷不幸中搵到黑色幽默。」又一說香港民族黨成立是一場「精神病人的起義」，究竟香港人的「精神病」和快樂從何來從哪兒去？
我試着從自殺、病理化及傳媒的裙帶效應去尋迹，翻出一本中學老師相贈的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1995年出版的書《沒有白過的日子》。全書人物沒有掛上情緒病或精神病。當時日本出了《完全自殺手冊》，書背刺目一句「自殺完全是錯的」，說道這個錯雖不是觸犯法律的錯，但是道德上的錯。「Life is happy, but not easy. 努力生活，不要氣餒！」看回老師贈言，就想回她：無論日子快樂與否，在香港要努力生活，很不容易。
曾酗酒動過自殺念頭的張學友於書中道出一番「蝸牛的哲學」：「要紓緩壓力，最重要是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就如蝸牛：「蝸牛永遠也不會理會旁人怎樣推迫牠或催促牠，牠就是這樣的無視外來壓力，只依着自己的步伐和所選擇的方向，固執地走着……今天，我心目中已無成功或失敗的名詞，其實又怎樣去界定呢？」今天除了「成功」與「失敗」，還有「廢青」這個動／名詞要去面對。後來出現了一個土炮名詞「思覺失調」，「早期精神病症狀」的代詞。那時是我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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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張國榮墮樓身亡，他的親友和經理人將張國榮的死歸因於「抑鬱症」：「那是他的病令他自殺，他也不想這樣的。」翌年，心晴行動慈善基金誕生，發起人是藝人林建明，猶記得她曾亮相電視節目談及對她胞弟的虧欠時落淚。
精神問題病理化從此急速蔓延，從抑鬱至患上抑鬱症，香港人10個裏有4個。記得林夕親證患上焦慮症服藥康復的故事，接着湧現很多藝人「自爆」患上抑鬱症。誠然，該替每個選擇接受精神科治療而復元的人感到高興。
然而，即使《殘疾人權利公約》於香港生效，社會依然以醫療角度討論精神健康議題，權利及法律哲學的視角一直只是靠邊站。
「精神病」或「情緒病」畢竟只是醫學語言，既然它被創造出來，就不談它在不在而談用不用、怎樣用、怎樣才算濫用？
濫用源於「一定」：一定要看醫生，吃藥是必要的東西，即使未經當時人知情同意，侵犯其自主及選擇權，強制治療也是「為你好」。一直欠缺反思的問題有很多：知情同意權目前沒有得到法律和醫療制度的保障；法律上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應否廢除？只可惜，近年來每逢發生暴力事件如葵盛東及天水圍斬人案，政府一頭栽進強化強制治療的討論，「社區治療令」的立法爭議便是一例。
「精神病」與「社會病」的博弈
流行文化中各種的「社會病」：將社會現象歸納成「症」，一直與「精神病」互為照妖鏡。近期有《黑紙》「偽醫學雜誌」系列稱「堅持是一種病」，另有報道指出「現代交流症 夫婦靠手機道晚安」；1990年代則有作家深雪小說《樹熊症病患者》。這就是香港，一個戲謔文化很蓬勃的城市。抑鬱症近10多年間被醫學界歸類為「情緒病」一種，當香港人愈來愈易不假思索地將「情緒病」貼上，讓人疑問為什麼「情緒病」一詞在香港那麼流行，背後潛藏了怎樣的社會病？韓國學者韓炳哲著的《倦怠社會》曾言：
「憂鬱症（作者按：港譯抑鬱症）是人們深受過度積極正面之苦所引發的社會疾病，而它反映的，正是自己對自己發動戰爭的人性。」
一直「規訓」追求「功績」的香港社會
《倦》指出，福柯的「規訓社會」是由非自願的監控約束和排外構成，主導動詞是「不可以——不允許」；如今現代社會漸轉為「功績社會」，由「自願的強迫／強迫的自由」運算，動詞則是「能夠」。「功績社會」令「做自己」成為一項專案計劃（project），過度強調積極並內化成「能夠」做到的指令，逼使人在沒能力「說不」之下承受壓力，形成自我剝削。它比「應該」的否定性來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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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迅主唱的《孤獨患者》正體現了「自願的強迫」的倦怠：
「聚光燈是種蒙恩／我卻不能喊等一等……活像個孤獨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獨患者需要認可」，「說我不該窩在角落／策劃逃脫這也有錯／連我脆弱的權利都掠奪」
剛過去的復活節，有位教師在街頭悼念自殺學生。身兼填詞人及大學教師的周耀輝在臉書記下了感想：
「報紙標題：〈所教學生自殺亡 教師出席悼念活動：不要怪孩子脆弱，他們已很剛強〉這位教師說得很對，然後，我忍不住還想問下去：為什麼連孩子都要如此剛強？」
這兩位教師之言與以上的詞恰成了唱和。
2016年自殺輿論轉向：不要加油
據新加坡刑事法典第309條規定，企圖自殺者一旦被定罪，判入獄1年或罰款。相對於香港，從以下例子可反映出香港是「規訓社會」與「功績社會」的混合體；「功績」的面向較大，因我們要「贏在起跑線」、「保持競爭力」來符合資本主義的市場價值：
「沒有困難是不能解決的」、「我可以，你也一樣可以！」社會福利署廣告如此說。
問題天天都多，但沒有困難是一定能解決的。《倦》道破：「憂鬱的人會抱怨：『沒有什麼是可能的。』但這種情形只有在一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才可能出現。」我們是否要永遠活在無止境的假想「能夠」的自由中？
「不自殺契約」，在於「不自殺」：正向思考極大化是設法不自殺，將自殺的詮釋權交出，而不是支持他自主地重整生活。那不是契約，是合約。契約是為保障雙方協議和權利不受損而設的，是雙向的。現在卻用於關愛及輔導學生，之後，學生簽約在某段時間之內「不可自殺」，是規訓，是單向的；如再想自殺，你要按合約填寫的，積極「提醒」自己要這樣那樣做，還一定要去就近的急症室或致電999求助，變相「被自願」入院就醫。如果真的想做到遏止自殺，想死時回想有什麼人可以聯絡等等，何不設計一份急救自助表格？認真想支持自主決策（supportive decision making）支持對方自主地重建生活才是重要的，那不是用約束內化成「能夠」的指令就可以。合約期過了，該否續約？
難怪作者別橋的〈抑鬱者言：請勿為我加油〉一文反諷「加油」的壓力：「第一，你否定了他一直以來的努力……第二，你否定了他的感受……第三，你留他一個人獨自面對。」
其他文章：我們就來起義，反對抹黑精神病人的言論！（文：鄭仲仁）
對太忙太快太累的香港，更需要的是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就嘗試創造「殘疾資歷」，以殘疾經驗作為資歷，衝擊資本主義對「資歷」的想像，殘疾資歷愈資深就愈不殘疾。面對過度隱惡揚善的「功績社會」，或許殘疾資歷能令你的快樂不再過分被扭曲至正常。
作者是《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編著者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6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