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亂達到大治」？（文：何德漢） (20:01)

然而歷史總是不斷地重複着，日前看罷一篇節錄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的文章──〈毛澤東為何搞「文革」：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深感文中一些內容值得香港人思考再讀，好讓我們面對「暴政之治」時能以史為鑑。（註：下文有關文革歷史的資料均轉錄自金氏著作的部分內容，為免行文出現累贅而不再重複說明引文出處。）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1966年7月，身在武漢的毛澤東（1893-1976）寫信給江青（1914-1991），提及他對文革的戰略設想：「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可算是毛氏對「亂」的問題得出的結論。在他心中，當時中共處於堅持「走社」或「走資」的關鍵時刻，涉及中共建國以來前途命運。毛氏認為要下定決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形成巨大的衝擊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亂黨和國家正常秩序為代價，才能摧毀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毛氏相信縱然「大亂」造成種種損失，但整體而言為了達到「大治」，付出如此代價也是值得。

紅衛兵──從年輕人的參與開始

毛氏以大字報和紅衛兵為發動文革的兩大力量，其中紅衛兵的出現也從中學生開始。1966年6月24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自稱為「紅衛兵」的中學生貼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

可見年輕一代正是毛氏銳意招攬的對象，而他亦曾經說過：「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五十年代美國國務卿）們寄託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發動群眾的謀略

另一方面激發群眾投入文革也是毛氏的謀略：「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甚麼道路可以走，甚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

1966年8月中共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毛氏藉文革進行全面的階級鬥爭，從上而下再從下而上，建立只效忠自己的紅衛兵，打擊黨內異己，包括劉少奇（1898-1969）、鄧小平（1904-1997）、甚至是後期的林彪（1907-1971）等中共高層。當日紅衛兵對「革命」充滿熱情，以為自己走在正確的「革命行動」，相信藉着破壞可以帶來建立。結果因為一個「鬥」字，文革成為中國史上破壞力驚人的政治運動。

不要「壓制群眾」

文中又提到1966年《紅旗》雜誌第13期的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果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重複壓制群眾的錯誤，繼續挑動學生鬥爭學生，不解放過去受打擊的革命群眾，等等，那就是對抗和破壞十六條。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正確地進行鬥批改呢？」

但社論沒有明確說明何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卻變成只強調反對「壓制群眾」的言行。於是文革中任何過激和不法行為都不會被加以約束，否則會視為「壓制群眾的錯誤」，結果成為被圍攻和批鬥的對象。

還有一些「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那是來自文革初期（1966年10月25日）林彪一段強調群眾運動的自發性說話：「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儘管群眾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

借古鑑今──依然相信「和理非非」

經歷了「旺角黑夜」事件，個人其中的關注是對香港政治發展的影響。當然我們不能只以示威者的衝擊行為作為道德判斷的單一界線，背後卻隱藏着香港社會的政治矛盾，思歪的「暴政之治」引發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反響，同時過去警方處理示威者的手法亦引起不少香港人不滿，促使部分人選擇勇武抗爭。

顛倒是非的思歪政府將歷時7個月的「六七暴動」視為「騷亂」，卻將只在一晚發生的「旺角黑夜」事件定性為「暴動」。事實上「旺角黑夜」事件並不等同於「六七暴動」，甚至不能與中共發動的文革相比。但今天我們卻要防備香港當權的中共政客繼續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藉亂世成為個人政治的籌碼。

個人理解勇武抗爭出現的誘因，思歪政府實在不能迴避其管治責任，然而當我們譴責思歪的「暴政之治」時，我們也要坦然反思勇武抗爭帶來的影響。「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出路，反之卻被「暴政之治」所利用。個人仍然相信和堅持以「和理非非」對抗「暴政之治」。

香港人需要Soul Searching

去年4月美國馬里蘭州（State of Maryland）的巴爾的摩（Baltimore）發生自1968年以來最大的騷亂事件，示威者損毀警車，向警察投擲石塊，甚至出現搶劫行為。最終多名警察受傷，過百人被捕，馬里蘭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巴爾的摩更要實施宵禁。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警方和社區都需要「Soul Searching」。

奧巴馬認同騷亂的出現源於社會累積的各種問題，但都不能作為示威者犯罪的藉口，警方和社區都需要「Soul Searching」：「I think there are police departments that have to do some soul searching. I think there are some communities that have to do some soul searching, But I think we as a country have to do some soul searching. This is not new.」奧巴馬指出問題要從改善社區、教育、就業培訓等根本性的解決，不能只把問題丟給警察。如果只是派出警察處理問題，而不是幫助改變社區，讓那些小孩有機會，問題將無法解決，也會一再陷入警察與社區發生衝突的惡性循環。

或許今天香港人也需要Soul Searching，好好思考我們面對「暴政之治」而當走的路。

延伸閱讀：

〈毛澤東為何搞「文革」：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205396/14305549.html

（文章原載於作者網誌。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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