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退保的世代問題，由林鄭一言掀起幾重波瀾。
確實，國外的隨支隨付計劃，無論是用入息稅形式、庫房稅收形式，或獨立基金形式，面對人口老化，都有世代不公的問題，上一代人口老化，供款不夠，下一代供多收少，人稱雙重付帳問題（double payment problem）。
有人說香港沒有這個問題。黃於唱說按照周永新方案，一個基層年輕人打工35年，供款將不足20萬元，但按退休生活20年，每月領取3000元計算，將一共領取72萬，實際上是賺了。
首先，周永新教授實在有太多個方案，尤其是周永新教授並無支持學者方案，所以究竟是指哪一個版本的周永新方案，完全不清晰。
第二，20年每月拿3000元，是不能將數字直接相加得出72萬的，就算已撇除通脹，依然要計金錢的時間值（time value of money），這方面學金融經濟精算的人會知道。
生於不同世代 受不同待遇
就當他談論的是學者方案。假設一個人工作35年，然後領退休金20年，第一年打工為元年，折扣率（discount rate）是2%，所有金額推至元年價值計算，每個人一生可拿在元年價值30萬的老人金。
一個打工仔供5%退保35年，假設多年實質薪金不變，薪金大約低於19,600元的就有賺，多於19,600元就會蝕。不過在同代這個十分平常，由富有的資助貧窮的，正常稅收也是累進。
退保的世代問題，在於生於不同世代的人受到不同待遇。一個以前月搵19,600元以下的「50後」，可以完全毋須供款就得到30萬，但一個月搵19,600元的「90後」，就要先供35年，才可以得到30萬。上一代這30萬是零付出淨袋，待遇差了30萬。
更誇張的是，年年月入33,000元的「90後」，在這個退保計劃，要淨蝕20萬元。但陳百祥呢，就淨袋30萬，「90後」比起陳百祥，待遇足足差了50萬。
所謂男女平等，是待遇不因性別而有所差距；世代平等，就是待遇不因世代而有所差距，我暫時看不到以上方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用周永新報告的框架計一次，1000億的種子基金，只貢獻到2064年來養老金的3.6%，但很肯定嬰兒潮以及再上一代老人眾多，應該不止拿總數3.6%的養老金。那即是說，若他們負擔自己那份，下一代就能減少供款，利得稅也不用加。
只是要求承擔自己責任
黃於唱說「全民退保是專款專用」，所以錢分開計是應該的。要澄清的是，年輕一代也許並不反對全民退保，我們要求的只是上一代承擔自己的責任而已，在精算角度創造一個沒有跨代不公的制度是有可能的，問題只是上一代願不願意承擔。
解決方法有兩個，第一是用「代代清」的方法，向每一代的有錢人徵稅作養老金，分發給每一代的窮人。
第二個方法，是增加種子基金，讓上一代負擔他們本來要付出的供款。以《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的假設，只要將領取年齡提高至70歲，用6500億政府注資，這6500億就解決了48年內35%的養老金開支，承擔了開頭18.2年的養老金支出，另外65%由（年輕一代）納稅人即透過整合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和長者綜緩解決，免除供款和加稅的壓力，這個方法所有人都不用供款，所有人都有錢派，退休後能活多20年每人都是30萬，沒有跨代不公問題。假若用較樂觀的周永新假設，則是5000億左右。這樣做原則上解決了跨代不公，相信會較易吸納年輕支持者。
香港急速敗壞 還說持續到2064？
說了這麼多，其實世代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此。看過電影《十年》的讀者，就會深深感受到香港可能連10年都捱不過，竟然還說到2046年，這幾天我在計5000億這條數計到2064年，甚至覺得自己有點傻。「五六十後」生於香港光輝的年代，發展突飛猛進，經濟欣欣向榮，有完善的法制、卓越的管治質素，有ICAC，他們知道，一切將會更好，拒絕做退保。
我們的世代，禮崩樂壞，管治坍塌，有人被失蹤，有人被滅聲，有公職人員濫權。供了退保金，但沒有民主制度，我們沒辦法阻止政府拿去鄰近國家救市救災，他們的退保金已經大規模進入金融市場，有入無出，澳門的錢早已去了廣東省，起高鐵的錢也匯了去鄰國。看着這幾年急速敗壞，10年光景也嫌太多，還跟我說可持續到2064年？
根據最新民調，香港是全球第二悲觀地區，七成市民認為「世界在變差」（註1）。如果我們身處黃金時代，社會發展平穩向上，相信會有很多年輕人不介意「豪畀你」供養上一代；但面前的情况有虞，上一代交下一個爛攤子給我們，撥亂反正還來不及，已是前路茫茫。難道你們忘記，當時你們不搞退保，一是根本不想供款（註2），二是怕回歸，大家都「挽屐走」嗎 （註3）？既然「挽屐走」，還會去供一筆40年後才拿到的錢嗎？
退保金是長遠計劃，講的是未來。上一代說，這是放眼未來；下一代說，根本沒有將來。這根本不是意識形態的爭奪，所謂世代問題的癥結，正正在於身處世代的分野。
註1：〈世界在變好或變壞？ 網絡民調揭中國最樂觀 七成港人感悲觀〉，明報，2016年1月10日
註2：周永新在1月3日的明報訪問說他1970至1980年代花了10年時間發現工友根本不想供款；他也寫過1990年代社會依然認為香港應該行「安全網」制度，根本無人想供款
註3：Kwon, Huck-ju. 1998.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welfa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lfare systems in East Asia."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27-74.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
（原文載於2016年1月23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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