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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動】港大罷課行動的意義 (文:江旻諺) (17:11)

香港大學的學生正在醞釀新一波的罷課行動,正式的訴求尚未經由程序出爐,不過我們可以清楚指出行動的投向,一是針對李國章上任校務委員會主席所引發的空前反彈,二是勢在調整目前大學管治的制度結構,具體而言,希望藉由取消特首得以指派校委的權力,達成真正的院校自主,以保障學術自由。

就香港目前的嚴峻政治氛圍而言,上述簡單正當的行動訴求,幾乎像搭建空中樓閣般不踏實:「客觀上」,沒有改變的可能。然而,我個人對於罷課行動的效益考量,並不是建立在行動本身能夠撼動多少結構現實,而是香港的學生如何透過新一波的抗爭,實踐出別於以往的行動語法,一掃雨傘革命結束之後的低氣壓。

我以雨傘革命作為時序上的截點,乍看之下是脫離於港大自身的抗爭脈絡。若說我們要觀察港大學生作為運動主體,與校務權力核心之間的拮抗關係,以及此進程上的運動成果,更為適合的分析基礎,應該是建立在7.28衝擊校委會事件之後的低潮。

當時幾位無恥校委一一離開現場時,立即湧現一波不滿的群眾情緒,針對運動領導核心的決策強烈批判,認為「放校委走」是一大錯誤;事後,社會上,包括校內的保守派師生,也以近乎完全否決衝擊正當性的立場,批評港大學生表現「文革式的暴力」。

不過我們也清楚理解,當時幾項不利的條件基礎,才是將情況推向負面的真正因素:校委會與學生之間的權力差距過於懸殊,唯有直接衝擊才可能創造對話機會,與推高輿論注目;其二,七月是暑假,參與學生的人數也確實不及預期,當時社會態度也傾向於不推動大規模動員。

自此之後,我們能清楚看到學生會在策略選擇上趨於保守,心態上也更為小心社會檢視。就我而言,能真實地感受到參與者的心理狀態歷經一陣深刻轉折,過往香港學生試圖以理想主義者的姿態面對惡劣的結構現實,即便現實考量再有不妥,至少每一步都更為接近自由的未來。背負荊棘的痛楚,才是預告理想最為可靠的信心來源。後來不是了,大家骨子裡埋藏一個信仰現實主義的自我,我當時所說的「勇敢的香港學生」、「被迫向善」,其實立基於撕裂的自我意識。痛苦再也沒有掙扎,只有被動抵抗信仰的即將崩毀,「只要我不輕舉妄動,那個只屬於世紀末的頹喪、虛無與毀壞,就永遠不會到來」。這群現實主義者不會唱衰自己,卻還會指罵湮滅一切希望的人,因為他們只希望終點不要到來,卻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這時候站在道德理想的高度譴責香港學生,相對地也殘忍、偽善。說是偽善,因為自己可能也是這群現實主義者的一員。說是殘忍,是說香港從未有政治革命的傳統或相關思想資源,卻要學生們去直接面對、承擔革命般的長遠事業。有心者只能趨附一旁,適時提供協助,在危急時刻急擁一把,在深淵之前挽回大片可造的青春。

我不會說當前挺身而出的學生們已經擺脫了現實主義的悲觀迴圈,確切而言,這只是毀滅終點逼近的自然反應。不過其中我也要指明,看待當前對於現實的不可預測性,我們組織、經營新一波罷課行動的考量,不必直接建立在扭轉權力結構的實際成效;更甚者,組織者更應該著眼於如何開創行動主體的可延續性。並不是說要直接推銷無限期罷課,在更為具體的向度上,我們要極力區分屆時面臨退場,行動能量究竟是「被壓抑」,還是「自我潰散」。對於現今的香港,我認為最為迫切的是找回「我群」的信心,藉以支撐往後理想主義式的思考,而且足以蓄積爆發力,以其再次攻破不正當的權力壓迫。這牽涉到此次抗爭能劃定多大範圍的「同溫層」,以及如何有效建立行動主體內部的階序關係。前者對應於港大脈絡,代表我們必須檢討某些不知世事的「港豬」、不具在地關懷的非本地生的搭便車心理(free-rider),甚至找到策略使得他們不便於參與課堂,例如流動式人龍堵塞街道或干擾課堂;後者是運動得以站在道德高度號召群眾的關鍵,若無受認可的領導圈指揮調度,所有策略可能都會落於社會譴責的對象。

方才提到雨傘革命作為觀察基點,旨在回應先前「香港全社會都要參與此次抗爭,才有機會扭轉時局」的說法。香港的情況悲觀,我所指的,並不只有中國政經實力崛起後明顯的帝國行徑,還有香港歷經近年來的政治權威動盪,卻缺乏堅實的社會精英階層具備高度道德意識、驚人的演說魅力,以及對人民的同情理解,以此協調各群體的意見分歧。列出上述這些特質,我並不是期待一位稱職的革命英雄完成任務,而是描述精英階層的集體人格,這尤其是一個因政治權威弱化、轉移,強烈釋放壓力與焦慮的「混亂」社會所迫切需要的。可惜的是,目前觀察到的香港精英們,若具備道德意識,就可能缺乏同情;若理解社會,便還不成為社會認可的精英。

我們當然可以將在港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放到香港社會的脈絡中比對分析。我也期待目前進入校委會的幾位具聲望的意見領袖,也許他們能有效地轉變時局,建立精英人格的氣魄,也補足香港所缺乏的民間社會權威。至於學生的角色絕對不是乾等,倘若據於高位的這群知識分子失去了一個世代的時間翻轉時局;或者說,即使結構不允許抗爭成功,他們也未樹立理想主義的基石以待時機,年輕的學生們便要奮起,無論積極策劃抗爭,抑或潛伏與社會角落耕耘,都要有能耐創建屬於香港人的「民族信心」,以此做為抗爭成敗基準。簡單來說,過往「雨傘革命只是香港人抗爭的起始」的說法,以現今情況看來,我認為不見得成立,或者說太微弱。此次罷課,努力點做,畀多D心機,也許能讓這句誓言具體一點。

作者為香港大學學生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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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明報文摘 on 201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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