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獨立電影身分得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這是香港電影最好的時代？
香港影人悉力北上放棄香港市場、港產片無論產量票房都日益萎縮。這是香港電影最壞的時代？
就在這樣的一年，張經緯導演將憑其新紀錄片《少年滋味》在各大院線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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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佢哋有咩分別呢？」
當日到張經緯導演的工作室進行訪問，他對着筆者的水樽就地講起了他怎麼看電影。
「這裏有個水樽，看起來很簡單，任何角度去看都是一個水樽，本體沒有改變……有沒有一個獨特的角度去呈現這個水樽呢？這就是（電影影像的）趣味了。」
智能電話及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後，說「影像爆炸」絕不為過，傳媒在網上時時更新影像，人手一部的智能電話亦令每個人都站到了影像生產的一方。現在甚至不論大事小事，網上開直播亦不是稀奇大事了。「你同佢哋（其他生產影像的大眾）有咩分別呢？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去『拍電影』？」張經緯說，是否從事電影，很講天分，「唔明就係唔明」，但最重要的，是為自己的人生找出一個獨特的角度。
《少年滋味》是張導以自己的觀點，對「2015年香港」這個題目的答案。在張經緯眼中，世界觀才是最重要的。拍攝的對象不同，所能講的都是自己的觀點——不論是老人、記者、還是《少年滋味》裏面的青少年。
看香港電影：「電影是精神面貌的工程」
香港電影在港英時代之所以曾經有「光輝時代」，張導認為是天時地利所致：直至1980年代，香港仍然是華語電影圈最重要的市場和電影出口地。彼時「兩個中國」各自艱困：中共自從1949年建立新中國，至1976年毛澤東逝世為止，反覆的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控制令電影生產以至藝術成就有若「鎖國」。國民黨遷台之後，亦進入蔣家父子「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時代，電影的製作受到高度監控，務求符合黨國的意識形態及統治要求（就連金馬獎的成立，初期亦只表揚國語片而抹殺台語片[1]）。而星馬泰雖然亦是華語片的重要市場，但星加坡同樣高壓，而華人在馬、泰等「南洋」地區終歸不屬主導角色，亦不是當年華語片的發展中心。香港因時際會，得到一個獨一無二的環境：市場需求殷切、而生產條件相對其他大中華地區更加自由，於是便成為「東方荷李活」。
「不是香港人特別有創意，只是其他地方不能、或者未出現創意而已。」張經緯說，雖然當時港產片確實有「盛世」的景象，但始終是市場考慮佔主導位置。的而且確，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令電影有了前所未有的龐大觀眾群。與當年攻佔華語片市場情況幾無二致，市場考慮令大批香港電影工作者北進神州。「香港係咪就咁在中國市場之中湮沒，就讓每個人都去大陸拍片就好了？『收檔』吧不如？」
面對「北上」大潮，香港電影成也市場、敗也市場：這個「市場傳統」，在過去令在港影人主攻國語片市場；到現在則面向中國大陸這個「電影史以來最大的觀眾群」。就如2016年香港三檔賀歲片，導演都是香港影人[2]，可是電影照顧的也不再僅止於香港的七百萬人，而是十四億人的趣味。這「市場傳統」由來自港英時代以來的「電影去政治」、加上更宏大的「去認同」，結果令香港電影裏面「建立我城傳統」的思考長期在主流缺席。港產片面對的危機，可說是非一日之寒。
但當然，「收檔」並不是張經緯的選擇，「我覺得我們（香港）有自己的優勢，不宜妄自菲薄。」張導認為，在香港希望拍電影的人，只剩下兩條路：一是北上，與大陸電影人競爭；另一個，也是張導希望探索的，是仿傚台灣電影工業的模式，建立屬於香港電影的「文化面貌」、以至令香港電影真正成為香港城市傳統的一部分。
「我經常重溫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影片絕大部分都是閩南語，可是很好看。哪怕閩南語這門語言有一日被打壓，它都不會消失的——它已經定格在影片裏面了。有藝術作品留下的語言，是不會完全被消滅掉的，就像拉丁文一樣。又例如日本電影也是，傳統建立起來了，即使近年日本不景氣，還是有是枝裕和等等的人去撐住日本電影」。留在香港做電影的電影人們、包括張導，也都正在建立屬於香港電影的傳統。「我們應該想想我城的靈魂在何處……本土又要怎樣解釋？『香港』究竟包含什麼？」張經緯選擇的方法，是電影。
「台灣的經濟等方面比不上香港，但電影是台灣很成功的『門面』。」的而且確，台灣電影的多元性，放眼華語影圈是獨具一格：不論是本土商業片、紀錄片、藝術片，在台灣都有生存空間。「電影不是單純一門商業：電影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門面、或者說是『文化面貌』……我們拍電影是一個塑造一地精神面貌的工程」。這次《少年滋味》選擇「上正場」而不是特別場，因為張經緯覺得，電影有可能取得好成績，「我們的觀眾和整個社會的氣氛，其實是比較Sophisticate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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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在實踐：資金循環
張經緯嘗試探索香港電影工業的不同可能性：不僅僅是令人飄飄然的「本土」理念，更在實踐。
訪談期間，張導不止一次講到台灣的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新作《少年滋味》中張經緯借鏡的，是楊力州製片的資金循環方式：由非政府組織（NGO）出資贊助製作者拍攝。「如果《少年滋味》在（香港本地）票房上也能做到好成績……NGO（非政府組織）也會想原來可以這樣宣揚組織理念，那麼就會更多為紀錄片工作者籌款。這樣之後就不止我一個人可以這樣做了……我期望《少年滋味》可以作為一個香港電影新資金循環的例子」。電影製作要開展，集資相當重要，張經緯的製片經驗之中，也嘗試過各種不同的集資方式。除了楊力州及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由NGO籌款攝製的模式，也有如蔡明亮等電影人與博物館合作拍攝的資金模式，「香港要講『創意』，那麼如果資金循環也不創新、只用傳統的方法，也不可能吧」。
「香港也相對比較富裕，我也希望香港的電影有新的、不同的資金循環。」引起爭議的應屆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其實也是一個新的資金循環之下的產物：影片是由NGO贊助的一個計劃。「《十年》是一個對香港本土電影有利的現象。」張補充：「（如果不是NGO資助）否則無人肯出錢的……哪會有其他人肯出錢拍這種電影？」
另一方面，張經緯另一部正在後期製作階段的劇情片《藍天白雲》，正是香港電影發展局的第一批「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提供的資金。「台灣也有輔導金，法國的電影市場甚至是偏向保護主義的：對外國電影有配額[3]」。香港對創意工業的支援，仍然在摸索階段，他以韓國政府支援電腦特技工業為例：有志投身行業的人成立公司，只要做成第一筆生意，韓國政府甚至會補貼顧客的開支。「現在很多中國大陸電影的電腦特技其實是韓國人參與製作、由韓國政府出資的。所以中國大陸的電腦特技市場，好大的份額都是南韓公司所佔……」資金循環的改變，作為導演，張經緯已經以自己的方式嘗試了；然而政府的視野和發展的方向，終究要政府才能決定。
當然，歸根究柢，觀眾的購票支持和口碑，才能證明「香港電影」還值得出資支持。「電影是最民主的。一人一票，觀眾會告訴我們，他們需要什麼電影」，在此之後，才是「資金循環」。「不是用口講就算支持……投資者很現實，他們會看到哪些只是『得把口』」。
千萬不要想當然
「一個社會的民主氣息發展，紀錄片就會『嚟料』了。」2009年，張導的《音樂人生》揚威金馬獎，後來他接受一個內地傳媒訪問，說當下即是「香港紀錄片最好的時代」。張導續指，世紀之交台灣政黨輪替、社會爭拗激烈，紀錄片導演吳乙峰卻以探討九‧二一大地震、引起各種政治爭論的影片《生命》， 開始了寶島的紀錄片盛世，至今仍然在票房、藝術兩線齊發，並行不悖。張導以《少年滋味》攻院線場次，也可說是嘗試將這個院線放映紀錄片的模式，帶入香港。
「香港觀眾入戲院已經不止是追求娛樂性了：也追求一些inspiration……一些啟迪。」在張導眼中，紀錄片可以令他更專心於創作，而且缺了明星，反而更加接近「純正的cinema」：「可以用更加直接的辦法，呈現自己的世界觀。」
不過，千拳歸一路，他認為不論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都不過是一個載體，「做所有事都需要具備自己的視野」。兩次與張導做訪問，他也始終在講：千萬不要將眼前的事看作理所當然。「做電影不可以說『係咁架啦』，否則就完了。」張經緯的態度，不論是對電影製作、香港電影、以至對自己的人生，都同樣道理：千萬不要對不滿意的現狀習以為常，要以行動尋求其他可能性。
「當我們有了自己獨立的世界觀，就算不走電影這條路，也可以走向你有天分的方向呀」。這是一條孤獨的路，或者是我城當下，最需要的做人態度。
[1]見金馬獎官方網頁介紹：http://www.goldenhorse.org.tw/awards/about/milestones/
[2]分別是《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鄭保瑞、《賭城風雲3》（中國內地名《澳門風雲3》）的王晶及《美人魚》的周星馳。
[3]關於法國電影配額，可見以下於此：http://www.terramedia.co.uk/media/film/quotas_and_levies.htm
（封面圖片由評台記者攝於秀美製作工作室。畫作為畫家蔡煥彬在觀賞《少年滋味》後所作。）
鳴謝：張經緯導演、陳惠儀小姐及秀美製作仝人
（原文載於評台網站，現題為文摘版編輯所擬。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