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前在劉進圖遇襲之後，我在此欄寫了〈容不下《明報》 容不下文明〉一文，當中有一段文字，是對鍾天祥說的：
「假如你真的會珍惜《明報》的傳統，以弘揚新聞自由為己任，你應知道你是如何受上天眷顧，可以在這個受廣大市民愛戴支持的新聞機構工作，有機會在這個高度珍惜言論自由社會內大展拳腳，我也深信你能得道多助事事順境。相反，假如不幸地如《明報》員工和公眾所憂慮的一樣，你的任務是要扼殺《明報》員工的編輯自主，你的工作是以討好權貴為大前提的話，你必須清楚知道，本地知識界、新聞界以至社會輿論都會對你關注有加，對你的一言一行編務方針都會巨細無遺地注視，社會各界也會一如以往毫不留情地對你予以鞭策督導。你要完成任務，恐怕只會事倍功半，舉步維艱。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浪費青春，要與香港社會為敵，最終要碰到焦頭爛額呢？榮辱成敗，一念之間，還望你好自為之知所進退。」（明報，2014年3月7日，A26）
今天看來，我們當天的擔憂，正慢慢成為事實。
自毁長城 全無說服力
我與姜國元素未謀面，在他被解僱之前也不知道原來他就是安裕。事實上，當安裕的文章陸陸續續出現時，心中一直盤算他是誰，這也曾一度成為了自己的一個小小偵探遊戲，每當碰上「嫌疑人物」，總會馬上向對方試探求證。這種帶點「追星」的行為，自然是因為安裕的評論文章水平極高。初讀他的文章，實在驚歎此地實在臥虎藏龍，竟有此學貫中西、博學多聞之士，能把政治評論寫得如此透徹，兼且情理兼備趣味盎然，表面不燥不火，卻又綿裏藏針。以明報這一份以中產階層，甚至是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報章，評論文章向來就是賣點所在，把這支健筆貿然折斷，自然令人費解。而在3年之內，先廢劉進圖自毁長城，後裁安裕，把這兩名敢言自主立場進步、在輿論極具公信力的雙翼折斷，更是不可思議。就算在商言商，把兩個最深得讀者愛戴、絕對有助報章銷量的靈魂人物拉下馬，自毁長城，也是全無說服力。
就算退一萬步來說，假設鍾天祥所說事情全因成本考慮是事實，但他的處理方法也是何其笨拙。把一個如此受行內尊重、受同事擁戴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深宵時分即時解僱，本身就是一種對姜國元極具侮辱性的舉動。而在時間上，又偏偏選擇在姜國元主政下明報揭發「巴拿馬文件」中有關內地和城中權貴的部分時，鍾天祥沒有想過瓜田李下，難免令公眾有所聯想嗎？假如連這些基本的新聞觸覺和政治警覺性也沒有，鍾天祥還有資格去主理一份報紙嗎？而做出這個極具爭議性的決定後，鍾天祥也似乎沒有任何應變準備，看來好像完全沒有想過如何面對公眾的質疑，怎樣去穩住內部士氣，或者去安撫軍心。處理方法如此粗疏幼嫩，令人質疑他有否具備管理大型機構的基本能力。明報的老闆，假如目的不是志在要摧毁這份報章的敢言作風以討好權貴，讓鍾天祥繼續留任，恐怕只會對明報幾十年來艱苦建立的基礎和公信力，帶來不可彌補的傷害。
好的報章 引導社會思考
我是明報的長期讀者，過去有一段時間也曾有機會經常接觸到明報的編輯人員。1990年代初，智才集團入主明報，于品海想進一步進軍內地傳媒業務，所以經常責成下屬多向明報取經。我當時在智才主管研究部門，也因此有不少機會向報館上下的員工求教。數年前，承蒙前總編輯張健波先生信任，開闢了此欄予新力量網絡，我和呂大樂也一直風雨無間從不脫稿，堅持寫到今天。這份情誼，令我和不少朋友一樣，對安裕被裁感到憤憤不平。思前想後，確實認真想過就此擱筆，一刀兩斷。我自問不是什麼名嘴健筆，寫政論也不見得特別擅長，但在網絡發達的今天，要另覓地盤發表文章，相信也不會是難事。但我還是打算繼續在明報寫下去，這完全是出於一份對明報上下員工的堅持和專業態度的尊重。姜國元主理下的明報，有人批評過於保守，在個別問題上甚至親近建制，但我認為一份報章的高低好壞，不應完全取決於它的立場。對我而言，好的報章必須同時能夠全面客觀報道事實，為讀者鋪陳闡述多方觀點，從而引導社會對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在這個風高浪急對立分化的年代，明報如其他同業一樣，只能在種種隙縫中努力求存，難免有時會進退失據，甚至會出現精神分裂狀態；但它始終大致能秉持專業精神，維持獨立報格，依然是我信賴的報章之一。
一點一滴抗爭 遠勝豪言壯語
安裕被裁後，有部分網民信口開河批評明報員工沒有原則，面對如此不公義理應長期罷工，甚至是總辭以示抗議，才是應有的表現。這些口頭勇武道理顛倒的廢話，其實是對明報員工落井下石，傷口撒鹽，客觀上也只是為施暴者鼓掌，也對受害者作了二次傷害。新聞工作者對專業的堅持和犧牲，又豈是這種只懂開口埋口「你為民主做過什麼」的「勇武派」可以理解？傳媒行業的薪酬待遇仍然普遍偏低，在政治低壓下的今天，新聞工作者承受的壓力也愈來愈大，有時人身安全也會受到威脅。能夠堅持下去的，還是有一點理想主義的一群。說來慚愧，我當年大學畢業，也曾想過投身報界，但始終沒有付諸行動。那時候《新報》給我3500元月薪，這和當時大學畢業生的平均6000元水平，相差了一大截，而且工作環境頗為惡劣，整天要在轟轟作響的印刷機旁工作，所以最後還是放棄了。
所以，對於選擇留下來的新聞工作者，我永遠心存敬意。更重要的，是今天正道不彰、歪理橫行，我們更需要每一個人在各自的崗位上堅守原則，捍衛我們珍重的價值，不能輕言退讓，主動求去，隨隨便便放棄任何一個捍衛我們所珍重的價值的平台。就如「我爸是梁特」的行李鬧劇中，機場前線人員堅守原則努力捍衛制度至最後一刻，最終雖然無功而返，但卻意義重大，因為他們的勇敢行為向權貴清楚地說明大家對這個地方的關愛。新聞工作者繼續克盡己責，履行輿論監察工作，影響就自然更大。這一點一滴的在地抗爭、各自在專業領域的多一分堅持，遠勝網上那些毫無成本的豪言壯語，或者政客洋洋千字的言志聲明。所以就算我人微言輕，微不足道，但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在中資入股、傳媒自律的大潮下，我們還可以有位置去憑良心去講一些自己相信的道理，便不應輕言放棄。此欄大概在明報時日無多，可以寫一篇便一篇，但在此之前能與一群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共事，是我的一份榮幸。
最後，我相信此文也逃不過被加入「編者按」的命運。有趣的是，這並不是我的第一次。1988年12月6日，我和香港大學政治系的一群老師投稿明報，批評查良鏞的政制方案建議，和駁斥明報社評說美國總統選舉也非直選的歪論，換來了當年的編輯在文末加按說明，硬說我們的看法其實與明報的觀點相同。編者加按，看來就是在這種理曲辭屈情况下的慣常做法吧。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編者按：《明報》集團4月20日就此事的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
（原文載於2016年4月29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