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老師要在課堂上向學生表明支持港大罷委會「衝擊」的立場，其實需要很大「勇氣」。老師讉責明顯看得見的暴力很容易，但如果要站在「衝擊」一邊──即使他們在對抗腐敗的高牆──則要小心翼翼。
學生得知老師有這種立場，會有甚麼潛在反效果？乖學生的思想受到衝擊（老師不是教過我們要平心靜氣處理衝突、解決問題嗎？），壞學生則會「斷章取義」，牢牢記住有利自己的論點，作為未來反抗老師的武器（某老師說暴力對抗不公有理！）。
老師要避免這些反效果，必須清楚解釋罷委會的行動理據，當中會涉及複雜的概念與事件的內龍去脈。可是，這堆內龍去脈可能與他們無甚關係。老師如何使他們更易理解這個立場？我嘗試利用「校園暴力」作為一個勉強可行的類比。
老師當然須懲罰有份打架的學生，這是看得見的暴力，校方必須嚴正處理。這裡指的「處理」，不是止於懲罰，而且還需了解他們打架的原因，對症下藥。
校園暴力 老師可能有責？
如果老師願意傾聽打架學生的真誠解釋的話，會發現並非所有他們都喜歡以武力解決問題。有些學生為保護自己免受欺凌，忍無可忍才會以拳頭還擊──他們可能已經試過「話畀老師、爸媽聽」，但換來的卻是反效果，例如被恐嚇、被杯葛。我懷疑這類學生其實很明白罷委會的行動邏輯。
老師不可能放任這類學生的打架行為，懲罰也事在必行，但可以在談話中主動表達同理心（我明白你忍無可忍的心情），也需要給他們信心，相信總有另一些較文明的解決辦法。事實上，老師處理這些個案時，可能會有罪疚及無力感：我是否曾經處理他的問題時不夠好？我是否沒有盡力保護過他？又或者，其實是與他們的家庭背景有關，我不可能扛上所有責任？
在位者經常「以表面行為定對錯」
觀乎政府言論，「以表面行為定對錯」似乎已成為常態。無可否認，對於一個不能取信於民的政府，攻擊反對者看得見的「不合作」與「暴力」，是賺取「支持」的最方便做法。我看不見政府恰當回應反對者的理據及質疑（反之，政府每次「語言偽術」式回應都引來更大的質疑），只看見政府樂於進行權力鬥爭。
政府就像一個選擇純粹運用手握的懲罰權力壓制學生的老師。這類老師很可能永遠得不到學生的信任；學生會感到不被理解而覺得委屈無助，將來很大機會以偏激手法解決問題。如果老師肯了解學生暴力行為的背後故事，再向這類學生坦承自己可能也有責任，並願意一起解決問題，學生會否更易踏出改善行為的第一步？
抱著潛移默化的信念
當學生知道老師願意理解犯錯學生的背後原因，甚至會自我檢討的話，他們就會明白老師為甚麼不會單單因「衝擊行為」而妄下「學生猶如吸咗毒、被利用」的定論。
老師在現實諸多掣肘下，唯有抱著這個信念：相信日常處理學生問題的手法，讓他們可在潛移默化中學到「理性」「信任」的好處，使他們明白「以表面行為定對錯」的不妥地方與行為背後論述的重要性。我相信這樣做，他們才會更易理解李國章的言論，再遠至拒絕陳文敏的任命，雖然沒有任何看得見的暴力，但有一種影響深遠的破壞力。
討論爭議是自尋煩惱？
或者，老師其實不用自尋煩惱，與學生討論這些具爭議性的時事？
殖民地時代，政府出於管治需要而進行「去政治化」「去公民」教育，學生只需玩好考試遊戲──例如熟讀學科知識、參透標準答案，就可實現向上流動。當時的學生普遍不會關心新聞，老師也沒必要與學生討論時事。剪報練習可能只是用作學習生字及寫作技巧，歷史教育也可能著重於背誦史實，學生對革命與戰爭沒有深刻的體會。
不過，香港回歸後，港人被允許「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港人能夠以不同方式介入政治，例如參與投票，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亦大增。為回應這些轉變，課程中需要有「公民教育」，提升市民對政治的關注。近年通識科成為主修科，中學生在課堂上有很多機會接觸時事議題，包括具爭議性的法治意涵、身份認同等等。「上一代」港人不理解中學生大學生對政治事件的熱衷，大概是出於回歸前後教育模式的不同。
把重點放在理據與駁論上
失信的政府不願（或者無法）消弭分歧，卻不斷發炮攻擊反對派拖後腿；反對派則挾著民意，配合民間組織與專業團體的論述，在制度中鑽空子頑抗。由於課程要求「不夠成熟世故」的中學生關注時事，所以老師帶領學生認識這些議題，可說是責任所在，問題只是在於如何因材施教。
學生或會渴望一個一方是對、另一方是錯的「標準答案」，或會深受「正反辯證」答題文化影響，詳列雙方對錯就覺得功德圓滿。老師引領學生剖析時事的手法，對學生的思考模式及判斷有深遠的影響。老師如果不想教學流於表面，希望鼓勵學生多角度思考及辯論，就無可避免會觸及很多看似無解的「矛盾」。老師要為這些「矛盾」抽絲剝繭，難度很高──既要對事件有深入認識，也要顧及學生固有的價值觀與道德思考能力。老師需接納學生採取的不同立場，並把重點放在理據與駁論上，鼓勵他們勇於發表意見。
躍躍欲試的新一代
上一代的想法是，社會提供足夠的位置讓各階層人士發揮所長，代議士及社會賢達普遍受到公民支持，可有效解決各持份者及階層間矛盾的任務，也會信任政府的施政。在這類社會中，中小學教育以學會知識、學懂規矩、待人接物及發揮所長為目標，而大學教育則以創新、維護人權為理想，探索各種進步的可能性。
可是，或可歸功於公民教育，新一代的年青人對於參與社區事務甚至介入政治議題躍躍欲試，人權概念深植於他們心中。他們也很早意識到，這個社會就是他們將來安身立命的舞台。資訊科技亦大大方便了他們快速吸收各種各樣知識。有理想的青年已識穿各種語言偽術，留意政府施政的弊病與探索解決的可能性。所以，上一代的想法已不能應用在他們身上。具爭議性的時事像一道又一道的難題，其實提供了一個又一個機會，讓老師引導學生明辨事非，學習理性論述，避免他們將來重蹈覆轍。
擺脫「學校是社會的縮影」的悲觀
古語有云：「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有病的社會環境下，這句古語聽來有點悲觀。其實，它可以被改寫為「今天的學校是未來社會的縮影」。教育的真正使命不在於「正增值」「提升合格率」，而是塑造一代代人的價值觀及鼓勵一代代人推動改革──這也是自古以來教育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的原因。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不難理解李國章強調「衝擊」只涉極少數學生，並比喻他們「吸咗毒」──沒有民意授權的政權傾向忽視自身過錯，著力強調服從、貶抑反抗，方便管治。
同工在追趕各種指標的時候，有否意識到教育有著無比的重要性？同工的日常教學工作，不僅影響著個別學生的成長，也影響著下一代社會的面貌。在荒誕的政權下，教育更可讓人們看到改革的希望。
作者是中學教學助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主修物理。鋼琴義教組織「We Wah 音樂家」幹事及街頭表演者。
（原文載於《評台》網站。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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