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之後，兩套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論述——社會學家會稱之為「competing discourses」——在香港出現，展開一場關乎香港人福祉與香港前途的「心戰」。
回歸後兩套論述恐懼蓋過機遇
一套論述把回歸大陸視為香港最大的機遇。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消費力、市場規模和持續經濟增長各方面皆傲視全球，自然會帶給回歸後的香港各式各樣、數之不盡的盈利機會。這套論述的主要倡導者是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和親中媒體，也不乏立場中立的學者、社會領袖、評論人和新聞媒體。按照這套論述最樂觀的分析，九七之後香港人不但得到「一國」的好處，也不會失去「兩制」保障的自由，魚與熊掌兩者兼得，「the best of both worlds」。香港人可說是立不敗之地和無後顧之憂。
另一套論述則把回歸大陸視為香港最大的危機。這套論述的主要倡導者是反北京傳媒、與中共有深仇大恨的民主派元老、港英政府高官和本土勢力。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是滿手鮮血的罪犯、兇手和大獨裁者。將香港的主權還給大陸等於送羊入虎口。按照這套論述最陰謀論的分析，「一國兩制」是一隻空心的特洛依木馬（Trojan horse），讓北京可以藏身其中潛入香港。北京的最終目的，是要同化和大陸化香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當中扮演的角色與扯線公仔無異，好讓北京能夠以代理的方式管治香港（rule by proxy）。如果香港人不起來反抗，「我城」很快就會成為「迷城」。大陸鯨吞香港，將會是一場「等待着發生的大災難」（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簡單說，第一套論述曉之以理和誘之以利。它重視的是機遇，強調的是利益，訴諸的是理性人的牟利動機。第二套論述動之以情和危之以害。它利用香港人對香港的感情，以及他們對中共的恐懼，發動一埸「香港保衛戰」。
香港回歸大陸踏入第19個年頭，如果要寫香港的回歸史，其中一個角度就是描述第二套論述如何蓋過、壓倒和取代第一套論述，終使今日的香港成為一個受恐懼影響，甚至由恐懼帶動和導向（fear-driven）的社會。
恐懼有時可以幫助我們趨吉避凶，就像生病是身體向我們發警號一樣。可是，當恐懼成為社會的主導情緒，那麼恐懼即使有再大的功能都會功不抵過。倘若恐懼成為社會的原動力，這個社會必定淪為一個防衛心重（defensive），只懂得事後作出反應（reactive），甚至不假思索地反對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反動（reactionary）社會。
港人「恐共開關掣」值得當局者正視反省
一直以來，香港成功，因為它最大的驅動力是一種積極的進取精神，而不是消極的逃命和脫險本能。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香港如魚得水，締造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雖然奇蹟背後埋藏着令人髮指的社會不公）；因為香港人的實事求是超越意識形態之爭。資本主義訴諸人的自利本性，這種牟利動機（profit motive）已成香港人的基因。
近年來香港的發展令人擔憂，恐懼似乎已經取代牟利動機，成為很多香港人判斷和行事的基礎。不管是23條立法、國民教育爭議，還是反水貨客活動或者政改，彷彿香港人身上多了一個「恐共的開關掣」，只要一有人按這個掣，他們就會前仆後繼地上街抗議。恐懼不僅蠶食心靈，也蒙蔽理智，令人不止看不到自己的利之所在，更會做出諸多違反自身利益的事情。
為什麼一向自利心重的香港人選擇相信第二套而非第一套論述，這是一個北京和特區政府應該正視和深刻反省的問題。箇中原因固然十分複雜，但從最近發生的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案可以看到端倪。
四両可以撥千斤，一宗小案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可以削弱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因為它為恐懼販子（fearmonger）兜售的故事提供真實性和可信性。在香港人的集體想像，它令「原本以為不可能在這裏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變成「真的可以在這裏發生」（it can really happen here）。換句話說，它證實香港人最害怕的事情真的有可能發生，英文所謂「confirm their worst fears」。
（原文載於2016年1月22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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