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三代人的反安保鬥爭 （文：安裕） (00:10)

江戶年間名將雲集之地，明治以降迄今的日本政治中心。從靠東的日比谷公園下車，穿過環境優美的謐靜街道，南轉經過前大藏省和前通商產業省，這兩幢大樓曾是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的核心。多年前到通產省找朋友，昏暗的電梯走廊只掛着一個燈泡，接待處沙發皺折露出裏頭棉邊，日本公務系統節儉克己得令人訝然，難以想像當年震動世界的經貿戰略出自這些辦公樓。

朝西走十幾分鐘，國會議事堂的尖頂遠處可見；警視廳在這側，因為首相官邸和內閣府也在這邊，警備極為森嚴，紅白色拒馬在大樓前隨處可見。往前走，國會廣場就在眼前，多年前日本電視劇Change有幾個鏡頭把國會拍得頗有氣勢，但只要到現場一走，馬上知道鏡頭有其局限：把廣場拍得太小了。一九六○年第一次反安保鬥爭，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一九六九年爆發的第二次反安保鬥爭，國會附近道路變成戰場；今年是第三次反安保鬥爭，國會前民眾十三萬人。三次反安保鬥爭，都不離這片遼闊的廣場。

五十五年，三次反安保鬥爭，是日本三代學生的抗爭。對戰另一方，是一個家族三代人對安保的執迷。三個年代三個首相，一九六○年的岸信介，一九六九年的佐藤榮作，二○一五年的安倍晉三，他們仨都是同一家族：岸信介是安倍晉三的外公，佐藤榮作是岸信介的親弟，是岸信介小時過繼而改姓岸。

這幾天注意力都放在新安保法案發展，日本主要傳媒立場清晰，絕不含糊，周五上午的網上新聞，護憲派大報《朝日新聞》標題「對首相問責決議午後不信任動議」；親自民黨的《讀賣新聞》是「安保攻防在野黨徹底抗戰」。安倍晉三聯盟控制參眾兩院，儘管民意對通過新安保法案反彈極大，由於掌控國會，通過只是時間問題。這樣一來，岸信介——佐藤榮作——安倍晉三這家族三代人，終致達到對安保法案的期許：延續，擴大，修改。最終日本做回政客所言的「正常國家」，卻未能取信於日本人民。

岸信介— 佐藤榮作— 安倍晉三

從岸信介到安倍晉三孜孜於安保法案，除了他們的長年認知不變，與日本國內政治尤其是選舉有極大關係。日本有一個會員數量龐大的組織「戰爭遺屬協會」，成員大部分是太平洋戰爭死難者家屬，這裏頭包括戰死的日本兵家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厚生省發表調查報告，戰爭遺屬一百七十九萬戶，牽涉人口未見透露。八九十年代，戰爭遺屬協會成員達二百萬，自民黨高層包括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都是協會成員。這二百萬人，說白就是二百萬張選票，日本選舉制度雖是複雜的「小選區單議席比例代表並行制」，但一人一票則是事實，這二百萬票代表了社會上的一種意識形態。自民黨抓緊工商漁農，還有這二百萬鐵票，建構了一九五五年組黨之後到一九九三年初敗的三十八年連續執政基礎。

三次反安保鬥爭，延綿半世紀。一九六○年的第一次反安保鬥爭與今次的頗為相似，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牽涉到日歐美以及中國大陸的群眾運動。第一次及第三次反安保鬥爭共同點，是反對讓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國蘇聯的包夾成員。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純粹是日本社會反戰力量的體現，經過三四十年代殘酷的侵略戰爭，社會上和平呼聲極大，加上美國佔領軍為日本修訂和平憲法，從而建構日本戰後第一代新人類。這些人有着以下特點：普遍年輕、初炙民主、勇於表達。他們認為日本要實現真正和平，就要脫離當時籠罩全球的冷戰思維。事後回看，這一和平意識其來有自，既有美國的影響，也有中蘇共的，然而後者影響有其局限，中共與日本當時還未建交，民間往來少之又少；蘇聯根本無法把手伸進日本，且日本內部左派認定蘇聯是馬列叛徒修正主義分子，鄙與交往。

全民親炙的第一次反安保

第一次反安保鬥爭出自日本人民的對戰爭反省，可以說，包圍國會的三十三萬人，以及參與大罷工的逾五百萬工人，俱是第一次親身經歷民主運動，這為他們帶來無比自豪感，延留至今。作家村上春樹二○○九年作品《1Q84》便是以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為主動脈，穿插其中的是參與鬥爭的東京大學學生，包括在衝突中死亡的東大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半世紀以來，樺美智子成為日本學運以及社會運動的圖騰，儘管其後有證據顯示樺美智子一九五七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但日共是合法政治組織，扣帽子也不能把樺美智子的反抗形象塗紅。後來有一種說法，指毛澤東周恩來對日本反安保鬥爭有其影響，翻看歷史，卻只是毛周在會見日本左翼人士的講話，並無有形介入的實質證據。不過，一九六○年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左翼青年代表團時說的一番話，可視為九年後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的引信之一， 「像日本這樣偉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長期接受外國人統治的。日本的獨立與自由是大有希望的。勝利是一步一步取得的，大眾的自覺性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來訪的日本客人包括一個叫大江健三郎的年輕作家，一九九四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授獎當天，大江健三郎的演說題目是〈曖昧日本的我〉，對戰後日本大加鞭撻。與另一位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獲獎演說〈美麗日本的我〉相比，一詞之別，折射出兩個年代日本文學家的胸臆。

岸信介在日本社會巨大抗議聲中急忙通過安保條約續期，之後匆匆下台，由經濟專家池田勇人接任首相。池田是日本戰後名相吉田茂門生，他提出放下政治包袱推動經濟，任內舉行東京奧運，日本總體經濟超越西德在資本主義世界排行第二。六十年代是震驚世界的時代，日本自不例外，一九六九年，為期十年的安保條約又到續約時，此時世界各地風雲色變，歐洲學潮，美國反戰，中共文革，三個地域三場自頂而踵改變人們精神面貌的社會政治運動轟然而至，相對第一次反安保鬥爭，這次的中間夾雜了更多的「革命」因素。這裏把革命一詞加上引號，原因是東海西側的中共文革激進因子對日本學運的影響。

四海翻騰下的第二次反安保

暴力衝突是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的要點。經過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的歷程，日本警察在控制人群方面大幅提升裝備及戰術，警視廳別動隊掄起大棒打得學生腦震盪，學生則以石塊甚至汽油彈回擊。東京多所大學附近地鐵站路面的圓石，被學生挖光用來作武器；社會上雖然不滿安保續期，但也對屢屢不止的暴力衝突心生反感。相對於第一次反安保鬥爭，這次較少出現十幾萬人包圍國會場景，其後學生久攻不下，變成拉鋸，佐藤榮作政府順利讓安保條約續期。反安保鬥爭由此一炁化三清，激進左翼脫隊，意圖以暴力方式遂其改變日本目的。同一時間，三支赤軍組成，其中以一九七二年淺間山莊事件最為震動全國，一批聯合赤軍成員佔領輕井澤一旅舍，電視直播警察攻堅過程，有聯合赤軍成員父母到現場喊話， 「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回家吧」，最為引人注目。

相對於六十年代的萬馬奔騰，七十年代則是萬馬齊瘖。安保條約續效，石油危機掩至，美國撤出越南，歐洲學運結束，文革已近尾聲，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呈現與社運學運相逆走向。總保守主義在西歐及美國抬頭，一九六○年萌發的運動，轉進無人知道何去何從的方向。美國學運領袖海登（Tom Hayden）參加地方議會選舉，轉入建制內進行他所說的「稅制改革，公共擁有公用資源，平權運動」三大目標；此舉有人批判為投降主義，但海登則稱為社會深耕。一九七六年，中共文革結束，曾經「要掃除一切害人蟲」的幹將竟然就是殘民以逞的一幫；日本學運無以為繼，個別領袖轉回地方，為環境保護出力。

回到起點的第三次反安保

第三次反安保鬥爭目標是第一次反安保鬥爭的延續，只是大氣候已然不同——反對安保與中共沒有關係，純從保護日本和平憲法出發，要把日本從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拉回來，建立一己的獨立和平人格。他們不求解放世界，不汲汲於反帝反殖這些口號式願景，準確而言，這些早前包圍日本國會的十幾萬人是嶄新的反安保一代。如果因為北京的反日政策而把他們歸類為支持中共，那是極為錯誤的記述，敵人的敵人不代表就是朋友。很難想像，身穿印有反安保口號汗衫、高喊tell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的日本年輕一代，會與千里外一個陌生的非經民主產生外國政府有着共同話題。

至於半世紀以來反安保鬥爭另一邊的岸信介家族，老神在在，紋風不動，都二十一世紀的人了，其思想及肉體仍然存活在戰前的歷史，恐怕只有日本這種現代與古代並存的社會才有如此的曖昧不明。這種文化以及歷史層次的對立，恰如其分印證二十一年前大江健三郎諾貝爾獎演辭〈曖昧日本的我〉的真義：

「國門開放以後，一百二十年的現代化進程，日本正從根本上被曖昧所撕裂。強大而又銳利把國人與國家一同撕裂的曖昧，呈現在日本及日本人的表面。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全盤向西歐學習，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傳統文化。如此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侵略者的角色。向西歐全面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在西方看來始終有不明之處，是不能理解或者至少是理解不順。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處於孤立境地。」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刊於9月20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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