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曾任職記者的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表示,他於2000年後加入傳媒機構的中國組,參與在內地採訪有關六四的新聞,曾被跟蹤或搜身,形容每年六四前後是北京的敏感時期。他說,自中國近年推行「社會信用系統」後,加上人面識別等監控,採訪六四相關人物更困難。 相關字詞﹕採訪 傳媒 六四30周年 六四 呂秉權 六四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