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為什麼要煞有介事談人文教育？在香港從事有關人文學科的研究及教學多年，算不上最了解不同學系同事的苦况及掙扎，卻確實地看到及感受到人文學科的發展正處於極為困急之時。也許是經歷了1990年代學術界的眾聲喧嘩，尤其早年大學學者教研並重，既具備國際視野，又能回應在地，同時帶着接軌世界的優雅；而感到近年的大氣候的問題處處。當下的學術研究路徑，往往因着追求出版數量及學術排名而變得狹窄，大學教授把傳授知識放到次要（或最不重要）的位置，只一面埋頭出版。當學術出版必然地必須與英語語系所關注的議題接軌時，單純的地域研究變得無路可走，最直接的影響便是本土研究的慢慢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