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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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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傑:「後真相」下的新聞事實

【明報文章】牛津字典於2016年以「後真相」(post-truth)作為年度詞彙。牛津字典時任主席指,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並成為大眾獲取新聞消息的來源;然而,這卻促使公眾日漸不再信任由建制所提供的事實。「後真相」一詞,正好捕捉了社會對建制、制度以至是權威充滿疑慮,恰好是當下的時代標誌。

看似抽象的學術討論,其實源自生活點滴。請問閣下認為香港的土地供應是否足夠?官方和不同民間組織,說法各異:官府強調覓地艱難、造地迫切。然而,有不少民間研究團體則大呼新界有大量受破壞的農地、供少數人享用的大面積官地,以至是市區閒置的校舍等。遠一點的例子,則有「防疫疫苗是否對人體有害?」,雖然官府及權威科學家均大力指疫苗安全、可靠和有效,但亦難完全遏止社交媒體上的悠悠眾口。

「後真相」的現象,亦每天於其他社會上演。在爭議聲中上任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究竟在數十年前有沒有侵犯過心理學教授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媒體和輿論陣地,各自提供不同的真相。至於一些如「通俄門」等政治敏感的爭議,「各有各真相」亦是家常便飯。

新聞機構及人員 是建立社會信任中堅

現代社會對真相的理解,跟新聞的誕生密不可分。在工業革命和城市化以前的傳統社會,人們大多把消息口耳相傳,透過人際傳播散播信息。後來工業革命帶來現代化的城市,使來自五湖四海、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密集地居住,社會資訊的傳播途徑亦漸漸「工業化」。專職的傳播機構和人員漸漸形成,並「大規模」地生產資訊——由印刷報刊、電台以至電視台不等——以滿足現代城市資訊流通的需要。

由是觀之,大眾傳播的時代背景,亦跟「有機社會」(organic society)的形成息息相關。「有機社會」的重要特色,就是社會不同制度之間的專職分工(division of labour),不同的專職制度各自發揮功能,讓集體社會達至某種平衡狀態。大眾傳播於現代社會的功能,主要則為傳播信息、啓迪民智以及育養文化等。要作為社會資訊流通的重要平台,自不然要建立公信力,這便是構成新聞專業主義的伏線。

故此,新聞機構及人員可謂是建立社會信任(social trust)的中堅分子。社會信任,並不單是大眾對政府和領導人起起伏伏的民望走勢,而是人們對社會核心價值和制度是否仍有信心。我們或許會對政府官員和政策感到失望,但如果大家仍然覺得公務員是廉潔以及會按照規則辦事、當遇上罪案時仍會找警察幫忙、公立醫療和福利大抵上仍是信實的制度,則可說是管治信任仍在。我們也許會對公營機構失望,不過如果大家仍然會安心踏上公共交通工具、相信那素未謀面的司機會安全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那則表示制度信任仍在。

新聞機構及人員對社會信任,發揮了兩項重要作用:

一、讓人們覺得新聞是「真」的,是信實可靠的消息。無論社交媒體如何發達,新聞的專業要求和形象大抵仍予人「真實」和「經過查證」的感覺。這亦是網絡傳言無論如何逼真,也難以成為新聞的理由。

二、新聞的真實感覺,也跟新聞消息來源是否予人信實可靠有關。故此不少研究都指出,新聞較多使用官方或大機構的消息,原因並不是新聞人員盲從官府和有規模的建制組織,而是它們的消息和資料,大多予社會信實的感覺。相反,民間團體和個別人士的主張和資料,則要視乎他們的資料的紮實基礎,又或者他們本身已經在社會或新聞圈中建立了可信和可靠的名氣,才能有機會於新聞論述上發言。

如社會對制度失信任 新聞難獨善其身

新聞是現代社會建構事實的重要一環。故此,「後真相」時代的到臨,除了由於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外,也意味着大眾對新聞這種資訊作為「事實」的信任,可能正漸漸動搖。新聞人員及作品本身的質素和風評,新聞機構會否予人不群不黨、不偏不倚的形象,以至是政治大環境是否仍然有利於言論及新聞自由,都跟新聞能否作為社會事實有緊密關係。

不過,新聞於「後真相」時代能否繼續作為「事實」的代言人,更要看整個社會建制的公信力。假如社會開始失去對制度的信任,質疑官方數據和資料、懷疑司法公正、不再相信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和程序理性,以至是覺得人脈較制度規章更為重要的話,那新聞作為整個「有機社會」的一個功能環節,恐怕亦難以獨善其身。當消息來源本身的可信性備受質疑,又或者再沒有消息來源能夠讓讀者覺得信實,社會對於新聞的制度信任,亦難免會下降。

傳播科技發展和社交媒體興起,的確影響了新聞機構對社會資訊的「把關」(gatekeeping)能力。然而社會對制度信任的裂痕,才是使「後真相」時代降臨的重要藥引。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陳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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