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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康復者復職無望 轉任輔導員重獲意義

【明報專訊】「我是復元人士,命中注定要在不斷的起伏中成長……」今年40歲的阿美如是說。阿美大學畢業後任職傳媒,長年累月要趕死線,加上工作時間過長導致婚姻亮起紅燈,令自小已有強迫症的她在30歲時出現思覺失調徵狀。

去超市都感到害怕

「當時我整天疑神疑鬼,經常覺得有人跟蹤自己。有時街上行人多看我一眼,我便覺得對方要傷害自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連去超級市場也感到害怕。」

以前喜歡看書看電影,發病後這些嗜好都放棄了。「丈夫知我喜歡謝天華,於是陪我到戲院看《Laughing Gor之變節》。片中有不少暴力場面,當時我覺得戲中人都在拿槍恐嚇我。我把想法告訴丈夫,當時他被嚇呆了。」

事過境遷,一切彷彿變成笑話,阿美當下的痛苦卻遠非筆墨所能形容。「有時一個人呆坐家中胡言亂語,腦袋彷彿被尖銳冰冷的恐懼貫穿。我仰望廳中的吊燈,祈禱能再一次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阿美求助精神科醫生,服藥後情况雖然好轉了,但因為副作用(如疲倦和思想遲緩)而未能順利重返職場。「一些舊同事跟我開玩笑,說老闆不敢再聘用你了,因為如果他罵你便會被平機會投訴。」

無心之言,盡見標籤和歧視。賦閒在家的阿美後來在社工邀請下,受訓成為朋輩輔導員。「在這個崗位上,我的自身經歷不再是負擔,而是優勢。因為比起醫生和社工,我更能設身處地體諒同路人,令他們感到被了解和信任。此外,在和社工協作的過程中,我能跳出自己的角度,以更宏觀的視野面對精神健康的課題。」

「殘疾資歷」成助人本錢

阿美現正修讀助人專業學位課程,雖然不少人「潑冷水」,她亦偶爾對前途感到迷茫,但堅信自己的「殘疾資歷」是寶貴資產。「有能力和機會助人自助,有什麼比這更幸福和更幸運的事呢?」

即使如個案中阿美一樣,有好的球員和崗位配置,仍需整體戰術配合方能發揮奇效。根據系統理論,萬物互相效力,不同層面的小改變可透過滾雪球效應(snowballing effect)引發博大深遠的影響。除個人和機構外,其他可被影響而引發改變的系統包括:

家庭:家人須獲得持續和更有系統的支援,以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尤其是一向被社會服務政策所忽略的中產家庭,他們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資源即使比下有餘亦難言充裕。如何透過不同模式(如鼓勵他們參與自助互助小組、成為家人的朋輩支援員)支持漸趨多元化的家庭,是極需思考的課題。

社區:透過倡議和公眾教育,建立多元和包容的社群;當中包括將朋輩輔導的訓練和工作進一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以持續和有系統地支持復元人士將特色轉化成優勢。

社會:參考國民幸福總值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助社會在經濟發展和精神健康之間取得平衡。作為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數,它比國民生產總值更人本和全面。

很多人以為高舉復元旗幟,就是反精神科或拒絕藥物治療,這是很大的誤解。復元強調「共建」(和助人專業者)、「共情」(和復元人士和照顧者) 、「共舞」(和個人身心及社交特色),其實和強調社區及鄰里關係的華人傳統一脈相承,很值得大家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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