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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笑傲江湖,江湖尚在?

【明報專訊】查良鏞日前離世,引起熱議。

惋惜者悼香港失去武俠小說奇才,批評者着眼於查氏之保守政見。

評價可謂南轅北轍,恍似有兩位查良鏞。

但其實,查良鏞具有三重身分:一為武俠小說作家、一為報人、一為政治人物。

以武俠小說作家知名的是「金庸」,世界上很多華人首先是透過接觸金庸武俠小說,或者相關的一系列武俠文化產品,包括電視、電影、漫畫等,才知道有金庸這位作者。這些來自大陸、台灣及海外的金庸小說迷,當中有些甚至寫過金庸小說的文學評論,也不一定認識查良鏞這個「政治報人」。只有長居於香港的香港人才會有機會認識這位《明報》社評的長期主筆,以及對香港政治曾經有深遠影響的查良鏞。他以政治人物出現的時候,其實已經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說,但留下的影響卻一點不亞於身為小說作家的金庸。

其反民主強辯助建制派30年

筆者有幸在中英談判前後讀大學,在還沒有機會成為金庸小說迷之前,首先已是《明報》社評的忠實讀者,對《明報》社評曾經在六七暴動和文革期間堅定的「批判中共」立場印象猶深。不過在八十年代初,《明報》社評已經慢慢修正為擁護鄧小平的改革派。可是當時的大學生,卻更關心魏京生對鄧小平將會成為新獨裁者的批判,並且頗為一廂情願地,期待《基本法》可以給未來的香港特區,可以為她「後殖民」的未來開放民主發展的契機。所以,大學生並不那麼喜歡《明報》,因為《明報》縱然較有編輯水準,也不屬傳統的左右兩派,但隨着香港前途問題的變化,社評已逐漸變成一個保守派言論的平台,矛頭不時直指還在幼芽階段的民主派。

其實,作為政論寫手的查良鏞,一點都不比武俠小說作家的金庸弱。他在強辯「古往今來,從無一個國家曾以普及的直接選舉選出行政長官」(〈沒有一國的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1988.11.25)時所用上的歪理,是千言萬語、連篇累牘地來,令人招架不住。三十年來這些論據已經成了「經典」,建制派反覆吟誦,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沒有一天不是和這套查氏反民主論的幽靈打架。

他所總結出的「主流方案」,倡議以「大選舉團」方式選出特首,今天已成現實,但公告當日尚會引起全城嘩然,反對者遍及各界人士與團體:當中包括民建聯的程介南、工聯會的鄭耀棠、還在《明報》任職的吳靄儀、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張家敏,還有人大代表廖瑤珠,以及當時聲色俱厲的譚惠珠。她說:「如果等到九七後三十年才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這太保守了,我不能接受。」(見冷夏《金庸傳》)

可見,當天雖然「民主派」動員不了多少群眾,但搶着要用支持民主訴求來作裝點的各門各派還是不少。能夠用妙筆把江湖描寫得淋漓盡致的查氏,以知識分子報人身分問政,卻扮演了本土最保守一翼的代言人。今日回想起來,還是令人擲筆三嘆。

倡議遭更保守的保守派修訂

這場發生在一九八八年末,香港體制內爭取民主政制最關鍵,影響最深遠的一役,最後演變為數十名大學生在報社前火燒《明報》抗議,民主派的絕食和遊行,以及派代表赴廣州遞交十五萬人要求全民投票的簽名。請願被拒絕是意料中事,等同宣布「民主回歸」提前夭折。以「雙查」為號的主流方案被草委內更保守的保守派再修訂,為政制發展設下重重關卡。查良鏞大選舉團的建議,尚有第二或三屆以「全民投票」決定接着下來如何落實普選的成分,但隨後卻被更保守派拿走。李柱銘今天竟然緬懷查氏也曾扮演「半個民主派」的角色,聽起來還是覺得帶點諷刺。

可是,畢竟方案是以查良鏞帶頭敲定的,他自然也被視為香港保守政制的設計師,一度也盛傳他將會是未來的特首人選。可是未幾,一九八九年初北京就爆發了民主運動,五月李鵬宣布戒嚴,查良鏞立即辭任草委,《明報》社論讚揚學生運動,查良鏞暫時沒有再以「反民主論者」的形象出現。民主派抗議的「雙查」方案只有幾百市民參與遊行,但北京民運一起,卻有數以百萬人計的人上街,焦點從此再也沒有集中在查氏身上。人們只會在武俠小說和電影上記起作者是金庸。隨後的九十年代,也是金庸小說在大陸風行的年代。

查氏政治身分 大陸文化界沒興趣

在那個國度,金庸不單只是作家,也搖身一變為「學者」,甚至在浙江大學當過人文學院院長以及博士導師。他也曾赴牛津大學遊學,但回來後卻向記者聲稱發覺自己不適合學術工作。不過,這一切都不減金庸小說在大陸成為熱議的對象,皆因為金庸武俠小說既非大陸一般所接受的文學正統,也是「香港地區」的文化象徵。所以,無論是褒揚還是劣評金庸小說,都間接成大陸文化界對香港文化表達其不同取態的媒介,但不管是哪一種立場,共通點就是對金庸背後的真身(作為報人、政治人)的查良鏞,沒有興趣。香港方面,文化界雖然少有介入內地這些爭論,但香港的文化工業,也仍樂此不疲地繼續以金庸武俠小說作為「本地的」文化創作資源。當然,經過重重改編和演繹的金庸武俠作品(主要是電影)還有多少是「忠於」金庸「原著」「原意」,乃是另一個問題。

嶺大曾經有一位研究生陳碩以〈經典製造〉為題寫過一篇碩士論文,比較兩岸三地如何對金庸作品加以「典律化」的狀况,發現只有大陸和台灣熱中於把金庸塑造成具「文學地位」的「經典作家」,香港雖然仍是金庸小說的重要市場,但對於把金庸作品學術化和納入文學體制卻不大熱中。只有金庸本人汲汲於修訂自己的作品,不單要讓它們具有文學分量,更加要渴慕要成為地位神聖的「歷史小說」,擺脫它們作為報章連載的通俗文學的出身。

與港人同成長的「化外」文化

武俠小說始源於游俠文化,在法律蕩然、正義稀缺的時代,以想像的方式滿足人們對公道的渴求,夢想「俠客」可以訴諸私人武力來維護某種低度的正義。但一向以服務朝廷為目的的士大夫階層,對武俠文化大都輕視和排斥,甚至施行查禁,以為這些天馬行空,鼓吹神怪與暴力的作品難登大雅之堂,而且危險及不健康。所以,「江湖—武俠」一直是一種帶顛覆性的「化外」文化。武俠小說的讀者能夠享受的其實是一種「化外」想像的愉悅。

可是,擱了筆的金庸,無論是其政治活動還是退出了政治江湖後所展露的,其實都是「回歸」正溯,尋求體制承認其地位,換句話說就是「自願招安」,自然使其粉絲產生失落和尷尬。香港人長期浸浴過在武俠文化,也不自覺地與金庸式政治話語遺產糾纏,今天值得反思的,既是究竟能否區分金庸與查良鏞的問題,也是與香港一同成長的「化外」文化,究竟還可以往何處去?

與金庸的「經典化」一起到來的不是武俠小說的盛世,而是武俠小說自金庸而絕的憂慮。這個又是否一個關於香港的武俠(歷史的?)小說的題材?

文//安徒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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