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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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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從知識產權到數據產權

【明報文章】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若將歷史的分水嶺定在1776年,實非基於產業或技術上的重要事件;反倒是作為啟蒙運動主要人物的Adam Smith,當年出版了The Wealth of Nations這部劃時代巨著。它標誌着歐洲正式走出中世紀神權時代,邁向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時代,並從物質匱乏逐步走向豐盛。經濟學家不但在描述歷史的巨大變局,同時亦重塑了西方文明的觀念。

「知識型經濟」的挑戰

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的最重要基礎乃在法律和制度上確立私有產權,讓自由的個體能通過市場交易,無後顧之憂地不斷累積資產,復又通過再投資滾動出更多資產。自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冒現,這個體制更確切地被稱為「資本主義」。從1770至1970年間,復又經歷了機械化和自動化的不同發展階段,最終邁向了後工業資本主義時期。

從工業到後工業時代的一個主要落差,乃源於資訊科技高速發展,及「知識型經濟」的出現。物質性的工業生產,正迅速讓位予非物質性的資訊和知識生產。隨着互聯網和手機網絡進一步普及,非物質性的產品更能以極速傳播,無遠弗屆地觸及地球村內每一個人。而人們沉醉在資訊網絡的虛擬世界,所花時間亦愈來愈長,彷彿將要迅速取代物質資產世界。

資訊和知識的即時和無限量複製,令物質資源構成的條件限制愈來愈少。在創新科技驅動下,工商百業生產力均大幅提升,人力資源投入的比重則不斷減少。但經濟學家對「知識型經濟」至今所知甚少,彷彿仍生活在240年前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傳統上針對生產效率和擴大盈利的經濟學,根本已難再對應當下生產過剩的世界。

「雙面市場」的新霸主

在互聯網和手機網絡的技術條件下,冒現「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新潮流。正如我在2014年《共享城市》一書中已指出,擁有權誰屬乃共享經濟核心命題,例如用作共享汽車的原是私人汽車、用作共享民宿的原是私人住宅。但共享汽車和民宿的網絡平台(如Uber和Airbnb)及相關技術、流程和數據,到底又應屬於誰呢?若只由單一營辦商中央化和自上而下擁有和控制,則能否達至真正「共享」,仍存相當大疑問(註)。

網絡平台一方面打破傳統行業運作模式,帶來產業改革和新機遇;但另一方面卻形成新的中介壟斷,較傳統市場壟斷情况更嚴重。2014年法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ean Tirole正是研究網絡平台或「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先驅,其新作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2017年)深入探討資訊科技對市場的衝擊,及應否監管和如何監管的問題,較其他「食老本」的經濟學家超前很多步。

對Tirole來說,平台經濟乃一種嶄新的「雙面市場」(two-sided market),它本身並不提供任何物質產品,但一方面集合大量產品或服務資訊,另一方面則成功維繫大量用家參與。因此它能有效配對供應商和用戶需要,大大減低買賣雙方「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在短期內晋身成平台經濟霸主。

網絡平台的凌駕優勢

但關鍵問題是,成功網絡平台的市場競爭力到底來自什麼?記得香港一家主要共享汽車平台的創辦人曾說,他們最初編寫的應用程式就只花了2萬元;他們早期最主要工作其實是在街上不斷游走,向商業車司機派傳單,游說其相信網絡較傳統「call台」優勝。從這個例子清楚可見,網絡平台的技術含量可能很有限,關鍵還在於盡早建立成功的營銷策略,並迅速擴大市場佔有率。

正如Tirole指出,龐大的供應商和用戶資料庫成為網絡平台最寶貴資產,令買賣雙方皆被「鎖定」在平台上,締造出獨一無二的市場新壟斷者。Tirole早期乃研究手機網絡,他說很難相信一個網絡用戶無法打電話給另一網絡用戶,但這種情况在雙面市場卻極普遍。個別平台在早期為「鎖定」用家,往往以極廉價甚至是免費作為市場招徠策略;但一旦當個別網絡平台成功獨大,供應商和用戶均可能得不償失,需要支付巨大中介費用。

尤有甚者是用戶除了通過平台購買產品和服務,更留下大量寶貴的使用數據,成為平台未來營銷和拓展業務的重要依據。毋庸多言,此等「大數據」對「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和當代人工智能的飛躍發展亦具舉足輕重的關鍵意義。網絡平台在收集這些數據時皆會先要求用戶簽署協議書,但用戶為求方便往往亦懶理協議書對個人私隱的侵害。用戶想真正了解個人數據被收集情况,已是談何容易,更遑論管理和行使這些數據的擁有權。

國泰和facebook事件的啟示

非物質性的產品普遍存在「知識產權」,生產數據的用戶按理亦應有「數據產權」(data property),但長期以來此等議題卻沒有被認真看待。尤其是對主流經濟學家來說,產權的清晰界定乃市場有效運作的必要條件,但他們對數據產權如此重大課題,卻完全沒有作過任何認真研究,實在讓人感匪夷所思。

近期國泰航空泄漏近千萬用戶個人資料,和「劍橋分析」非法取用facebook用戶資料等事件,所反映的可能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但已足令個人數據的濫用格外備受關注。數月前歐盟已修訂一般數據保障條例,賦予用戶向網絡平台取回及轉移個人數據,並要求平台刪除個人數據的權利。此一看似微小的政策改動,正宣告數據產權時代已來臨。

「數據產權」是未來焦點

正如我在新書《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2018年)指出,創科產業不但取代大量職位,同時亦加劇資本壟斷優勢,令原已兩極化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如何通過擁有權模式的革新,回應新科技帶來的經濟機遇和挑戰,對香港來說同樣是迫切課題。「數據產權」作為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切身課題,實在應是時候提上公共議程。謹此提出一些基本政策原則,拋磚引玉,期待社會上能出現更多討論:

(1)涉及法律保障的核心個人私隱資料,應由具法定權力的非官方信託機構管理。任何機構包括政府在取用此等資料前,須先以法定統一格式的協議書徵求被取用者同意。

(2)任何機構取用核心私隱以外的個人數據,須確保後者能知悉取用程序及使用狀况。被取用者擁有取回、轉移及刪除個人數據的權利。

(3)任何機構取用個人數據,須向被取用者支付數據使用費(可通過法定非官方信託機構執行),以體現數據產權的應有保障。

(4)任何機構取用個人以外的集體數據,須向法定非官方信託機構支付使用費,後者並以公開、公平和民主原則運用有關款項。

註:鄒崇銘,《開放合作》,2017年;邱林川、阮耀啟,《平台點合作》,2018年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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