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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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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現場:尋找歷史現場

【明報專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距離張貴興的砂拉越故鄉羅東(Lutong)小鎮不遠的美里(Miri),在汶萊與砂拉越的英國駐軍無力支援下,正式淪陷於日軍手裏,從此進入慘無人道的三年八個月。一九四六年,日軍戰敗投降的隔年,美里設立了一座「1945被難僑民公墓」紀念碑,刻有十九名殉難華人的中文名字,另有九名拼音名字,大抵是洋人、原住民、印度裔的殉難者。這可能是張貴興當年最早接觸的三年八個月的歷史見證物。

只有碑銘,沒有事迹記敘。作為戰爭的見證者,這群美里的受難犧牲者已不能發言,僅有無聲的碑文,刻上背景來歷不甚明朗的名字。這是馬來亞/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普遍的歷史經驗,記錄華人史蹟的重要物證,往往是各類公塚、家冢、宗祠、寺廟、會館、書院的碑銘、匾額等紀念物。甚至包括記載三年八個月的種種慘劇的常見方式,就是馬來西亞各地相繼發掘的戰時亂葬崗、無名的遺骸。這些被集體屠殺的證據,在戰後的數十年,仍時有所聞。而婆羅洲面對這場戰爭,悽慘的侵略殖民歲月,僅有的紀念碑,彷彿是見證悲劇的唯一手段。我們對張貴興過往描寫砂共、原住民與華人的糾葛情仇並不陌生。

《野豬渡河》表面處理二戰日本南侵期間,砂拉越淪陷的的歷史慘劇。但小說搬演的故事卻有其歷史縱深。早在十九世紀末就聚集洋人、漢人、馬來人、日本人,以及當地各原住民社群的北婆羅洲,其實是各方人種族裔進行貿易,交換政治與社會利益的複雜語境。日本的南洋姐,尤其蠱惑着這片土地交集的性與欲望。爾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概念下的「南進」,承繼了之前日人南遷尋求機會的脈絡。但戰爭與暴力,替砂拉越烙下無以磨滅的傷痕。在此前提下,暴力的扎根與蔓延,張揚了砂拉越歷史的新序幕。因此《野豬渡河》描寫砂拉越豬芭村華人籌組「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的二十七名關鍵人物,緣於支持中國抗戰的愛國情操,在日寇入侵後遭到報復式的追剿、迫害與屠殺故事。

這構成《野豬渡河》的基本視域,以及小說敘事的倫理意義。小說的男主角是北婆羅洲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山打根(Sandakan)的拉瑙(Ranau)的死亡行軍裏的倖存者。這是二戰記憶裏,驚心動魄的一頁。張貴興生動的筆觸底下,藏有人與自然交融的詩意。張貴興文字的魔幻風格,素來擅長以特有的熱帶自然物產、氣味與生態,大凡水果、野獸、草木、風土,皆可發揮嗅覺、視覺、聽覺的熱帶感官借喻和轉喻,修飾種種潛在的張狂欲望,甚至因此形塑獨特的雨林水土和時序。

張貴興對傷痕與暴力的展示策略,出神入化,實屬馬華小說之極致,也是近年華文小說的顛峰之作。小說裏的「面具」帶有隱喻的意義。在童稚遊戲裏當「鬼」,要猜出身後同伴的面具。日本鬼子降臨,被蹂躪的土地上人鬼雜處,人鬼不分,人鬼莫測。小說裏迴盪着清醒的聲音:「不要以為戴了面具我就認不得你。」人世的暴力總以不同面目反覆降臨,那是警世之言,還是末世之感?《野豬渡河》鑄造了砂拉越的新「傷痕文學」,但又像幽暗大地的「現代啟示錄」。

(原文節錄自《野豬渡河》導讀。原題:被展演的三年八個月──婆羅洲的大歷史與小敘事)

文‧高嘉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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