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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中美從冷戰到新冷戰:香港的「變」

【明報專訊】近月,中美衝突由貿易戰升級至全方位的對立。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華府智庫)發表的美國對中政策演講,更被視為官方正式宣布「新冷戰」的開打。這是告誡中方的最後通牒,亦是向世界吹響的集結號。無疑,新冷戰關乎的不是意識形態之爭,反而更多是現實政治的博弈。進一步了解這場「冷戰」,不妨先梳理歷史,看它到底有多「新」;而從1950年代起美蘇冷戰的「舊」當中,又能借鑒多少當下的中美博弈?

中美從冷戰到新冷戰的互動裏,其變與不變又怎樣助我們理解事態發展呢?

冷戰時相對單向的對蘇研判

上世紀50年代冷戰的開啟和對共產主義陣營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皆啟發自時任美國駐蘇聯外交官George F. Kennan對蘇形勢的研判。事緣美國當時大惑不解為何愈來愈難跟蘇聯打交道,而後者又未有支持二戰後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1946年,白宮收到從莫斯科傳來Kennan那封聞名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加上他於1947年在《外交》雜誌刊登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皆對當時令人不解的蘇聯形勢提供了一個嶄新有力而又廣獲認同的答案。

簡言之,因其獨特俄國歷史和意識形態需要,蘇聯必須依賴敵我矛盾(甚至以殲滅敵視蘇聯的外部世界為目標)來鞏固政權。這形成了美蘇兩國根本性的對立。在意識形態以至國際利益層面,很難創造合作共存共贏。進而為了加強專政統治,總是要以內部反動勢力猶存和外部資本主義陣營的威脅為由,繼而以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利益為名持續強化「鎮壓機關」,掩飾其在執政上的不自信。

更直白的研判是,蘇聯的外交策略以至國家行為,衍生自其內部因素(歷史、制度和政權的確立、意識形態作為手段運用等),不因外部因素左右。因此,Kennan斷定以外交互動來和平改變對手的傳統想法根本行不通。「圍堵遏制」「死性不改」的政權向外擴張,才是王道。這種相對單向的研判,以及因意識形態差異而起的博弈,促成了上世紀的冷戰。

60年代末、70年代,共產主義陣營的內部矛盾白熱化,現實政治考量為實的中共成為了美帝拉攏的朋友 (「敵人的敵人」)。冷戰圍堵的歷史中,悄然多了現實政治的互動:中美的建交、甩開台灣、「自由貿易」的建立等。

互利互信基礎消失

90年代蘇聯的崩解意味着中美的「友好」互動需要重新尋找互利的替代品。此前已有學者分析,例如孔誥烽,指出「美國在華企業利益」以及「中國是北韓問題重要調停者」是美國繼續讓利中國的基礎。當這兩項基礎都消失(中國大力扶植國企、排擠外資;中國無力也無意處理北韓問題,倒不如由美國另找南韓作中間人),美國就沒有繼續讓利(或美國更直白的講法:給佔便宜)的理由。但我們要進一步問,從不再讓利到升級的決裂,以至啟動新圍堵策略的新冷戰,有更多的催化劑嗎?如果美蘇冷戰取決於單向的形勢研判,中美的決裂就更多是雙向互動後確立的判斷:互利互信基礎的消失。

互利上,中美衝突以「不公平貿易」作首仗,但中美間的公平互動的核心,絕非只有貿易一環。彭斯發表的美國對中政策演講亦可見,經濟上讓利中國,以致中國可以在世界自由游走、發揮中國影響力的同時,中國也應「公平」地讓世界進入中國。除了獲取經濟利益,外部勢力在中國亦應可以自由游走,發揮西方現代世界的影響力(公民社會、人權、民主、自由、宗教、文化、教育等)。因此,談判桌上講的「不公平不對等」,雖是以經濟利益為名,其實有更多的現實政治互動考量。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演變,超越了貿易,也超越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爭。西方有一刻奢想,中美互動突破了舊日美蘇的必然對立基礎因素。年月運轉,同化有望。可是,中國自習近平上台後走回頭路,拒絕世界進入中國。以內部反動和外部勢力威脅為由,持續強化「鎮壓機關」。公民社會、人權、民主、自由、宗教、文化、教育等事務上,對外部力量趕盡殺絕。美國心中所想:「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只得你游走世界,而世界不能進入中國。公平嗎?」

互信上,2008年美國在金融海嘯後焦頭爛額。中國此刻反而得意洋洋,乘勢擴張,自信滿滿要超日趕美,成為世界的龍頭。美國因而深明,在尋找助力上,中國骨子裏不可能是堅實可靠的朋友。當年為中美互利共生關係創造出「Chimerica(中美國)」一詞的英國經濟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在2009年發文道,中國正憑藉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走出去」,「Chimerica」這種幻想將走到終結。可見,中美的互動要回到更赤裸裸的現實政治較量上。

美領導層不分黨派 判斷「習不能互信」

在互信基礎消失這一研判上,是一美國整體外交系統對中的長遠評估結論。查考維基解密文件(例如電報09BEIJING3128),早在2009年,美國就有情報系統地分析中國未來領導人習近平。當中提到習是個「異常野心勃勃的」人,他極度務實和現實,不因意識形態驅使,只為求達到目的和「自我保護」。他深信中共極權專政是最能穩定社會和壯大國家的關鍵。猶記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4年的一次商界圓桌會議上,談及習近平,他神色凝重地指出習是自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後,鞏固權力速度最快的中國領導人。而習在領土糾紛上訴諸民族主義的策略,也令人不安。可見,美國外交系統以至領導層(超越黨派的限制),是在怎樣的情報基礎上,判斷習領導的中國是不能互信的對手。

習再舉出「根本矛盾」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高舉新的「中國模式」:不走封建路亦不走民主邪路,更霸氣地向世界宣告,中國只會走自己的道路(Path),到21世紀中葉就「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跟美帝爭長短)。此更足見,習近平透過妖魔化西方意識形態道路為手段,以確立自己的權力。這彷彿回到Kennan研判美蘇根本矛盾的時空。差別在於當下樹立的中美之間根本性的對立,非單方面的判斷,反而是一互動的經驗結論。習就如同老毛再世般,實現着強世功在《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一書中所言:「早在1945至1949年,中共高層就已形成了對未來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和謀略」。反過來從美國看,這就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白宮經濟智囊、上述研究中心中國戰略研究主任)2015年所著的《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書的結論:中國由始至終都是不可信的,而且是具威脅的。

不可能透過互動而和平改變中國

由此觀之,新冷戰有延續舊冷戰的某些邏輯,亦有其獨立的變化。

變在於,美蘇存在根本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差異。這使美國由始就研判了不可能透過外交互動而和平改變對方;中美之間卻有過非絕對對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動蜜月。但新形勢下,終究也是回到舊冷戰的「不變」研判中:不可能透過互動而和平改變中國。

另一個變在於,當下中美之間根本性的對立,形塑自民族主義的治國策略。這種對內部反動和外部「他者」威脅的形構,促成了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和差異。這是個更難透過互動而趨同的對立。以此對照着彭斯演講中所引用的魯迅話語: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但從沒有說他也同我們一樣,別具意義。

不變在於,博弈雙方陣營,皆非鐵板一塊。冷戰圍堵的同時,大家也在尋找對方的可變項。昔日美帝拉攏中共對抗蘇聯老大哥;今有侵金會。而當下中共在習的極權專政下,「國進民退」,甚至「黨進國退」。加之黨內鬥爭激烈,漸失黨內協商平衡的舊格局。從中如何尋求國內拉攏平衡的力量就更見困難。這就更加強美國圍堵中國的決心。

不變在於,從前至今,香港澳門作為中國與世界互動的窗口;台灣作為中美博弈的棋子。中美的互動所生的影響力,這三地都是首當其衝的,直接影響其發展。反過來,作為前沿戰場的三地,其主事者如何行動,也左右中美對形勢的理解和互動。這幾地的前麈,成為了今世博弈的恩怨。

彭斯的美國對中政策演講,深具意義。既勾勒出中美互動的脈絡,亦吹奏着集結號。當中刻意提到(台灣、南海)和不提(香港)的可變項,是拉開戰幔的一着,亦算是為中美博弈留白(可能是迴轉的餘地,亦可能是驗證美國決心的試驗場)。

彭斯演講後 港府的行動

彭斯演講後不久,香港政府就拒絕了《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馬凱(Victor Mallet)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月中,中共中宣部長黃坤明又對香港媒體高層訓話:「希望香港媒體不要成為干擾內地政治的基地。」種種(借香港)的回應和互動,北京和香港政府彷彿用行動宣示了香港的「變」。

文//蔡俊威(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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