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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

劉銳紹:上窮碧落下黃泉 失之毫釐差千里——中國富強和開明與「兩制」的沉思

【明報文章】近日沒焦點話題,正好趁機寫一些思考很久的話題:中國怎樣才能富強和開明?香港的「兩制」怎樣才能高效?中國近年反對外國霸凌(例如布林肯即將以脅迫之勢訪華),但中國怎樣才能不受屈辱?中國到底缺乏什麼才受欺負?「兩制」實行至今,好像處於十字路口,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多年來撫心苦思和俯首實踐,但愈來愈好像走進唐代白居易《長恨歌》中,陷入「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迷思。

有朋友說:「你落後了,跟不上形勢了。」怎樣批評也沒所謂,但總要用理據和行動來解我愚鈍嘛。我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多年,「一國兩制」也實行了20多年,不妨縱向橫向、宏觀和微觀回顧今昔,歸納一些問題,深入研究才作答案。但朋友馬上罵我:「你提的問題本身就預設答案。」我笑着答:「閣下反應正是預設答案,還預設立場。如果官方同一取態,只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語出《大戴禮記.保傅》)。」於是,我把很多人思考的問題整理如下,還起了今天的標題,請各自思考答案。

(1)「兩制」的特色如何理解?

──香港要維持國際地位,所以實行「一國兩制」,但「兩制」最重要的特色是什麼?或曰:與國際接軌;但另一種意見是:保持與內地(某些制度)不同,才是重要。孰對孰錯?或兩者可有兼容之處?

──「兩制」的不同,主要不是表現在經濟制度,而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這種觀點是否成立?

──其實,內地的經濟制度已向世界趨同,這是好事,所以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制度基本矛盾不大。這樣一國兩制下的經濟發展,應該鼓勵。但有一點需要警惕,就是香港的國際化經濟制度不要走向死板的規劃化;假以時日,內地經濟制度又不走回頭路,將可相得益彰。這種期望是否恰當?

──「兩制」之異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涵。例如官方強調香港實行普通法,有別於內地的大陸法,但香港立法(尤其是有政治性的法律)的原意和實施方向,是否普通法的精神和內涵?無論是或不是,也要觀察和提醒,這態度是否正確?

──由於一國兩制仍然生效,所以,「兩制」是否應多鼓勵思考,在法律框架下作多元化的討論、提出意見和建議?但回顧20多年來的變化,思考和討論的空間是維持不變?擴大了?還是收窄了?各有不同答案,但值得尋找和保護主流的答案。

──要求各方提出操作性強、可行性高的建議,首先要確保信息流通,包括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各種考慮、足夠的雙向和多方討論。這些都是包括官方也承認的原則,香港回歸20多年來,這些原則如何或是否普遍實行?哪些決策按這原則落實?哪些按其他原則和標準實行?這些都是能否善治和激發建議的先決條件,是否已經發揚?

──加強新一代對「兩制」的認識,確有必要。那麼,用什麼方法和內容,才能使新一代真正、全面和準確地認識「兩制」的前世和真諦?近期一些學校篩選「負面書籍」,竟然包括中國共產黨執政前如何反抗國民黨高壓的歷史,因為校方擔心這也會引發「反抗意識」。這種反思考的方向,是否應該鼓勵?

──「兩制」實施20多年了,是否應該深思,哪些東西應該珍惜?哪些東西應該拋棄?討論方法可以研究,但首先是不要迴避。

──當年強調「兩制」求同存異,如今20多年過去,求大同尚算可以,惟「存大異和小異」做得怎樣?尺度是否準確?

──鄧小平構想的「兩制」,也許有人認為今天已經過時,必須與時俱進。那麼,到底是鄧小平當年的預見能力不足?還是今人不能或沒有充分理解鄧小平的構想?無法找到答案。

──「兩制」今天出現的差異,有人認為是港人不了解國情,但也有人認為內地不了解港情,或按需要來解讀港情。到底哪一種說法準確?還是兩者均是事實?然則,怎樣增進雙方的實質理解,才能走出困局?

(2)香港如何更好地落實「兩制」?

──冷靜回顧香港回歸初期,董建華、陳方安生、曾蔭權等官員都執行北京的指示,沒有什麼「陽奉陽違」(他們也沒有這個膽量和能量)。惟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結合本地實際,能做的一定按中央意旨,不能馬上做的則暫時放下,這才是真正「兩制」的靈活性。其實,某些中央駐港高官也結合香港實際情况而工作。但至今沒有一個特首能夠完成兩屆10年任期,有些大力執行中央政策的駐港官員也要「燉冬菇」。這又是什麼原因?

──由曾蔭權到林鄭月娥,「結合本地實際」的元素不斷減少。這到底是前人不能準確領略中央精神,以致董建華也要「腳痛下台」?還是後來的官員懂得全面理解中央意圖?不得而知。

──現在強調「要有承擔」和「主要責任人」。不錯,有權有責。但責任有分決策責任和執行責任。執行者如成效不彰,需要承責,那麼決策者呢?此外,鄧小平說「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但怎樣落實真正的「港人治港」呢?

──有些角色不是香港能扮演和決定的,甚至是沒有角色的,例如中外關係。從這個角度看,我也理解港官的難處。但由此延伸的問題更值得研究,就是即使香港「搞得不好」,惟如何分清「主管」和「代(替)管(理)」的角色呢?

──對於民眾,可提「愛國者標準」、「國家安全」、「民族利益」等概念,但如何平衡個人的自由度和公民權利,是「兩制」的重要課題,現時處理得怎麼樣?有人說好,也更多人說不好,至少未能做到市民可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世界公認的「四大自由」之一)。

(3)中國與世界的競爭與平衡

──內地經常埋怨,香港回歸20多年了,為何港人的思想還未回歸?類似的問題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多年了,為何中國還未與世界主流價值觀接軌或同向而行?中國說很多外國人沒有到過中國,就害怕和反感,希望他們多來實地看看。同樣的情况是,很多中國人也沒有到過西方國家,惟同樣罵得起勁。這就涉及如何全面示人和開拓民智的問題了。對此我也沒有答案,因為已無能為力。

──中國指外國欺壓中國,我不一概否定此說。但中國怎樣才能不受欺壓?如今看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在全國人民努力下已取得成績,惟未到「開明」的層次。中國信奉馬克思主義,不過馬克思批評中國「數千年來太集權,中央權力太大」;他說,政治才是西方勝出的決定因素(見《紐約每日論壇報》馬克思中國專欄),但這些內容都不能在中國出現,這又說明什麼呢?

對於上述問題,我仍努力「上窮碧落下黃泉」而求索,只求不要用「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角度看我就行了。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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