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最近筆者研究關於安樂死的法律爭辯，因此有機會讀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兩名前大法官對這議題的分析。他們立場截然不同：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Ginsburg）同意重病者可能有權避免痛苦（Washington對Glucksberg、Vacco對Quill）；保守派大法官史卡利亞（Scalia）在另一場合則堅定地指出「根本沒有死的權利（right to die）」，並語帶諷刺地說：「（病重者有權不被國家操控）這理論很可愛，但它出自憲法哪處？」（註1）
吸引我眼球的是：金斯伯格與史卡利亞對人權、公義的觀點及態度南轅北轍，前者卻指對方是自己的最佳朋友（best buddies），並稱頌史卡利亞反對她的意見往往更受尊重（註2）。我心想：價值觀完全相反，也可做朋友？
「朋友」，正如所有我們日常用語（如「愛」、「家」或「緣」），太普通的一個詞，使眾生容易缺乏深入討論及反省。結果就是言人人殊，根本不成概念——「係朋友就無論點都撐我！」、「係朋友先話醒你咋！」盲撐就是非不分，有保留就是無義氣。「朋友」彷彿就是「萬能key」，想如何用便如何用，毫無獨特性。
能成為朋友 總帶着愛
原來，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政客都對「朋友」有深切反思。就如梁文道在頻道「壹千零壹夜」說過，朋友其實甚具政治面向。按哲學家德里達的詮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朋友須經得起時間考驗，兩者關係堅固，沒分彼此；所以亞氏高呼：「我的朋友，世上並沒有朋友！」因為朋友之間就是沒有主客／我你二分。此份情誼堪比愛情，德里達稱之為「愛感」（lovence）。
到羅馬文明時期，由於世界尚沒私人／公眾之分，兩人是朋友，就自動成為政治盟友。當時，演說家西塞羅（Cicero）就說明朋友不是吃喝玩樂、你對我好我對你好等價交換式的合同關係；而是風裏去火裏鑽、兩脇插刀的義氣仔女——朋友須一起抵住所有政治風波，即使為朋友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辭，即所謂的「超越生命的朋友」（friendship beyond life）。是故，每人均須選擇有德行的人作朋友，而德行包括誠實、敢諫。也就是說，朋友有錯，必須指出、毫不保留。朋友論的不是物質或名利的承諾（例如你支持我，我在位後就委任你做顧問），而是品德的互信（我可以與你同生共死，因為我直諫，你會聽；當然，採納與否可再探討）。
你把我批鬥 就係朋友
哲學家尼采對朋友的看法，與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不同。他認為朋友並非永恒不變主體，此種關係亦沒有跨時間本質。尼采認為朋友之間就是充滿摩擦，然而這種衝突只會令彼此更了解自己、各自清楚自己的欠缺，協助大家進步。故此他不覺得朋友必須同意對方，或須在有不同立場時和稀泥、避免爭拗，那只會重複製造平庸。相反，朋友應該真誠地令大家成長進步，協助對方更了解自我。所以，我的最好朋友會同時是我的敵人（就如金斯伯格與史卡利亞）——只有最厲害的敵人，才最了解我不為人（甚至自己）所知的弱點。
試想像，一個領導提出政策前，為免遭政敵公開反對或批評，便須反反覆覆超仔細審視自己意見，甚至由對方視點模擬批判自己；只有肯定可以完美解釋政策之餘，並可辯護自己立場，才推出政策。也就是說，我知道我政敵清楚我立場的破綻，為免失敗，我唯有一而再、再而三自我反省，逼令自己進步。
舉個例子：21世紀初，香港立法會討論是否應取消「婚內強姦豁免權」。我和朋友都舉腳贊成取消該項「大男人」的無理規則；但對於如何取消，卻持不同意見：他認為香港法庭可直用英國已有案例，我卻認為英國判決對港無約束力，所以須修例。我們翻轉圖書館、與退休學者溝通、讀無數案例，為的就是要堅持自己立場、發展自己觀點。我此刻仍相信，經此一役，大家對性別研究與法律在實際生活上的互動，都加深了解。注意：我們在雜誌上筆戰，但見面依然談笑風生。
是故，政敵與我不一定是邪正之分。其實多數情况更可以是擁有共同理想，但立場及運用手法不一樣的同事。（所以，尼采並不會認為電影《周處除三害》中的陳灰、陳桂林互為朋友，但《白日之下》裏的凌曉琪和潘大狀是。前兩者只是了解對方，對生命的看法完全不同；後兩者則堅持公義，只是對如何體現公義的方法有不同意見。）
尼采不認為朋友須是一生一世的；只要基本價值觀轉變，絕交也不是問題。德里達的總結最到位：我愛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而政敵也與絕對敵意不一樣（Derrida, 頁33、138、141）。
風暴中不讓半步是朋友
中華漢族傳統以儒家為本位，重視人倫關係，當然不會忽略朋友之道。孔子說：「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簡言之，與正直、有誠信、博聞多見的人交朋友，有得益；而善於逢迎、阿諛奉承的，都只是啦啦隊，是損友。天津師範大學教授何包鋼認為，孔子在這裏已為「諍友」定義：正直的人見到朋友有錯，必須真誠地直斥其非。作家青絲對諍友的總結最發人深省：「接納並理解諍友的作用很重要，通過他人的批評規勸，改正缺失，擇善而行。」（註3）
中華漢族文化與歐陸文明一樣，覺得朋友須有互相直諫的誠信勇氣，及在困難互相支持的情誼。
結論
當我們一直建構創造理想的朋友關係時，當中有一個善意的假設——朋友雙方都願意放下身段，大方聆聽批評。現實逼令我們認清人際關係的困難苦處：願意聆聽批評、大方承認不足，還要認錯改過，所需的心理能量太大了。結論就是最脆弱、底氣愈不足的平庸，就愈不願意進步。在他們眼中，真誠的批判，就是邪魔外道的思覺失調。如此簡單道理，個個皆知，卻非每人做到。始終，美國平權法律史上只有一位金斯伯格。
註1：Linda Greenhouse, "High Court Hears 2 Cases Involving Assisted Suicide," Jan 9, 1997, The New York Times
註2：Martha Tesema, "Don't forget about these beautiful political bromances, too," May 28, 2017, Mashable
註3：〈士有諍友〉，2020年6月6日《文匯報》
延伸閱讀：
（1）何包鋼（2011），〈「諍友」能否成為一種外交原則？〉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23期
（2）Aristotle (1985), Nicomachean Ethics. New York: Hackett Publishing.
（3）Cicero (2001), On Friendship. New York: Bartleby.
（4）Derrida, J. (1997) Politics of Friendship. London & New York: Verso.
（5）Nietzsche, F. (1997) Daybrea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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