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早前一名外籍男士在旺角街頭發起被稱為「free hug」的「免費擁抱運動」。他用布蒙着雙眼，張開雙手，旁邊放有紙牌，上面以英文邀請路過市民上前免費相擁；若市民願意的話，亦可放下捐款以支持他繼續之後的旅程。有網上媒體報道此事時，質疑此舉可能構成非法行乞。
誠然，本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條例》）第26A條比照英國的《1824年流浪法》（Vagrancy Act），禁止「任何人到處流浪，或在任何公眾地方、街道……乞取或收取施捨」，違者最高可被判處2000元罰款及監禁12個月。然而，正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時任暫委法官陳廣池在「劉召平案」（註1）指出，《條例》並沒有為「乞取」或「收取施捨」提供法定定義。
「狀似表演的行為」 法律上不同「行乞」
陳官認為，香港常見的乞取施捨情景，是「有人，不論男女或年長者，甚或是有殘障的人，用手或器皿行乞」；該案被告則只是吹奏樂器，明顯地是在「表演」或「賣藝」。如此一來，即使被告身前擺有盒子，而盒子內有路人放下的金錢，甚至被告曾向給錢的人道謝，這種在香港甚為普遍、「狀似表演的行為」，亦不應視作法例所界定的「行乞」（註2）。
陳官在判辭強調（註3）：「上訴人的『表演』或『賣藝』不一定是悅耳賞心，不一定是人人可接受，但這是上訴人的行為……本席不會亦不能在此界定『行乞』和『表演』的行為的分野，亦認為沒有需要在本上訴案把某些行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這涉及灰色地帶，亦涉及情理法的考慮因素。」
陳官相信有關執法當局的判斷，不會「以嚴格執法的態度來處理『表演』行為」，亦不會「嚴厲地控告那些人『行乞』，甚至違反作為訪客到港的逗留條件」。
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
儘管「免費擁抱」嚴格來說不是「劉召平案」中所指的「表演」，但顯然仍屬於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活動。《條例》其他處理公眾妨擾的罪行，往往要求控方證明被告的行為沒有合法權限或合法辯解。就此，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時任法官李瀚良在「黃宗成案」（註4）裁定，法庭在考慮此等合法權限或辯解的問題時，應「着重地考慮」《基本法》第34條保障香港居民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
換言之，除非控方能夠指出並實質及具體地證明，被告進行的文化活動對他人造成滋擾或阻礙，否則法庭經適當考慮憲法權利後，應裁定相關活動具「合法權限或解釋」，毋須負上刑事責任（註5）。被動、安靜地接受「免費擁抱」，難言屬達到如此程度的滋擾。
重判「行乞罪」 與人權法相悖
無論如何，即使「免費擁抱」真的可以被狹隘地解讀成「行乞」，惟這亦不代表施以刑事制裁就是理所當然。
事實上，英國國會早已於1982年大幅修訂當地《流浪法》，指令法庭不得判處因行乞定罪的人監禁。現代英國法院基本上亦只會在有關行為造成不合理的滋擾時，才會允許予以介入（註6）。
歐洲人權法院於2021年更明確裁定，瑞士法律當時一刀切禁止行乞，而非只針對具侵略性的行乞手法（或只禁止在某些特定高風險地點行乞），又沒有具體地考慮個別行乞者的財政能力，以盡可能避免判處其不能負擔的罰款（甚至因此判處監禁），構成不合比例地違反行乞者的私人生活權（註7）。判決意味着當局（包括法庭）若執意懲罰行乞者，該懲罰亦應符合人權法的比例原則。在被罰者缺乏基本財政能力的情况下，判處相對高額的罰款，則很可能就會超出當局酌情權的合理範圍（註8）。
總而言之，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免費擁抱」既不涉威迫滋擾，理應是文明社會可以接受的行為，不應僅僅因有某條古老法律的存在，而視之為社會問題。若以刑法「牛刀殺雞」，不但於情於理不合，更是相當可能會構成違反人權。
註1：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劉召平（未經匯編，HCMA 75/2017，2017年9月22日），段14
註2：劉召平案，段15
註3：劉召平案，段15至16
註4：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宗成（未經匯編，HCMA 92/2015，2015年9月15日），段36
註5：黃宗成案，段37至38
註6：如參見上月頒布判決的Swindon Borough Council v Abrook (Rev1) [2024] EWCA Civ 230
註7：Lăcătuş v Switzerland App No. 14065/15 (ECHR, 3rd Section, 19 January 2021)
註8：比較Thörn v Sweden App No. 24547/18 (ECtHR, 1st Section, 1 September 2022)
作者是獨立法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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