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高王凌教授所研究的農民「反行為」，其實就是農民在1950-80年間，面對着不想和不能接受的「政策」之下而作出的各種「對策」，很大程度都是為了自救，是不得已的行為。但往深一層想，其實農民不只是自救，因為不做一點「反行為」，結果只會是餓死勞死；死了，農民沒法子生產，就等於不能為國家出力。所以「反行為」是大條道理，是救自己，也是救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