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幾年前，我在歐洲跟一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共晉午餐。席間談到法國和德國近年值得注意的哲學家，拓展了哲學的範圍，帶來新穎而有趣觀點，如法國的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德國的霍耐特（Axel Honneth）和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等。接着，這位教授忽然提到一位美國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對哲學家的啟發，尤其是他對民主、債務和科層制度（bureaucratization）等的創見，有意請他來這所古老的歐洲大學哲學系演講。我當時經歷過2011年佔領華爾街和佔領中環，讀過格雷伯的書，十分欣賞他投身政治行動的熱情，亦受益於其人類學的分析角度，重新解讀哲學關心的問題。2014年10月，我首先在法國《世界報》讀到格雷伯和香港學者許煜的文章（英文版刊於《洛杉磯書評》），指出當時的佔領中環這場爭取民主的運動，亦反映對「市場威權主義」的不滿，也就是對高地租、貧富懸殊和自由行帶來的民生問題的不滿，由此可見其左翼的立場。日前，格雷伯悄然離世，回首其一生的人類學研究，不僅極具創造力，而且為哲學帶來不少啟迪。讀過其作品，會發現他巧妙地運用人類學的田野研究，分析新近的社會現象，為哲學家一直關心的問題提出更有趣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