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瘟疫是群眾事件。所指的不單指是疾病引起的公眾疑慮和恐慌，更指疾病散播路徑所顯現的社會網絡。疫症沿着既有的人類移動路徑爆發擴散，也同時透過社會基礎建設形成的無形平台，例如我們在SARS前從沒想過的廁所水渠，原來也可以是病原細菌散播的跳板。瘟疫揭露的是一種我們日常生活戮力排除，一種與他者和未知之間致命的親密。疾病往往被視為人類和大自然的對抗，但「大自然」本身就不是全然外於人類建構的概念，反而在西方醫學發展史中，疾病往往與被殖民者的「落後」、「不衛生」風俗扯上關係，對抗瘟疫往往便帶有啟蒙、征服和開發意味，也揭示殖民權力擴張過程中的張力，「殖民地」經常被形容為誘發疾病的象徵、疫症溫牀的地帶。但瘟疫並不遵循殖民者設計的界限——疾病永遠誓死追隨帝國的興衰，匿藏在它最藏污納垢的陰溝暗角，陰魂不散，直至帝國衰亡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