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任誰都知道，要跟疫症「對抗」，需要醫學的專業知識，疫症降臨，新聞上就會時時聽到袁國勇、許樹昌、何柏良等「家喻戶曉」的名字。但香港人走過禽流感和SARS後，也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抗疫絕對涉及政治。疫病來到，染病者多少、人心有多憂慮恐懼、天災會否衍生人禍，都端看政權如何行事，社群怎樣面對，而這些都超越了微生物的世界，是最典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了。套用哲學家福柯的術語（他也用到痲瘋、鼠疫、天花為例分析），這些時刻，可看到「生命權力」（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運作。他說傳統的國家權力是可「奪命和容你生存」（to take life and let live）的話，那麼當代國家的「生命權力」，則是關乎「確保生存和由人死亡」（to make live and let die）的權力，而後者的邏輯，最能在瘟疫時被察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