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自2014年的佔領運動始，香港人開始對「公民抗命」、「法治」、「公義」等概念及互動的討論熱度飈升，「『違法達義』是否應該」、「不是由一人一票選出的立法會制定的法律是否就是不義」、「少數弱勢的權利應由一人一票的選舉來決定嗎」、「全國人大及立法會是否享有『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的普通法地位」等問題一直在政圈、學界及網絡世界討論不休。至2019年，社會動盪不安，以上討論更轉化為對法院不停不斷的攻擊批判——原因簡單，法官在法律界（普通法地區）地位崇高，她／他們的判辭就是最權威的法律詮釋。因此，眾法官在處理因2019年社會衝突引起的訴訟官司時的態度及最後頒布的判辭，無可避免就被視為以上連串問題的基本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