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隨着廣東高考（類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時間愈來愈近，「歌神」張學友東莞演唱會的主辦方終於頂不住壓力，宣布將原定於本月6至8日的演唱會延期到8月。儘管購票歌迷將得到相應補償，關於此事的爭論卻未完全平息。
其實，此前鄧紫棋、譚詠麟等明星藝人在內地的演唱會，也曾因與高考、中考撞期而宣布延期，但都沒有張學友東莞演唱會這般鬧得沸沸揚揚。除了藝人在內地的知名度等原因，筆者認為，這與張學友東莞演唱會時間與當地統一高考時間（6月7及8日）幾乎完全重合，有很大關係。
內地政府公務員 緣何忽略「常識」？
對於張學友本人及其香港團隊而言，不了解內地高考時間，確屬情有可原。惟主辦方作為廣州當地的演藝公司，若推說不知道，則難以令人信服。更何况，於內地舉辦大型演唱會，按規定需要當地文旅、公安、消防等部門審批協管。這些政府機構的公務員，論理多數本就是經過高考的、具有大學以上文憑的人員，緣何會忽略高考時間這一「常識」？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儒家文化圈，家庭、社會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謂無與倫比。其在內地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高考生的「特權」——幾乎每年高考前，教育部都會聯合公安等部門，為考生提供出行、食宿、醫療衛生、噪音治理等一系列綜合服務。
譬如今年，上海、廣州、杭州、南京等地都發布了「禁噪令」，不僅規定「靜音期」，還有禁止建築工地夜間施工、禁止高音喇叭、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等規定，誓要為考生提供「靜音護航」。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推說演唱會審批不需要教育部門參與而有所疏漏，未免有自欺欺人之嫌。
社會需求更加多元
治理體系應增效能
其實，在有考生家長於東莞的「陽光問政平台」投訴後，當地文旅部門曾出面回應，解釋稱高考時間是白天，演唱會時間是夜晚，兩者並不重合；演唱會舉辦地是封閉的室內場館，距最近的考場直線距離1.6公里，經研判噪音較小，且表示相關部門會採取相應措施，保障考生不受影響。
惟考生家長不買帳，並列出種種理由，例如演唱會人流量大，容易造成交通堵塞；外地歌迷訂酒店造成房間不足、價格上漲（很多考生家長在考場附近訂酒店便於考生休息）；散場時間約在夜間10時影響考生休息等。
與此同時，反對演唱會延期的聲量也不小：有人認為考生家長小題大作、考生過於「矯情」；也有人認為高考不應被過度「神化」；還有人認為「你有參加高考權利，但不能剝奪我正當娛樂的權利」。儘管購票歌迷的交通、酒店支出能夠得到部分補償，但付出代價遠不止於此，演唱會主辦方也不得不增加大筆開支。凡此種種恰恰證明：在社會需求更加多元的當下，社會治理體系更應在多元價值的動態平衡中提升效能。
張學友演唱會撞正高考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恰如一面明鏡，映照出當前內地社會治理體系裏的空檔與不足。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中，此類「小事」所暴露的治理盲點，正是公共治理精細化過程中亟需破解的課題。
更深層問題 在於治理理念滯後
審視事件本身，主辦方與審批部門未能前瞻地識別並規避高考時間節點，折射出治理鏈條上的「碎片化」困境。當文化活動審批流程與教育系統的重大日程缺乏有效信息共享和統籌協調機制，這種部門間信息壁壘與協同機制缺失的症候，顯然與「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現代化要求相去甚遠。
更深層問題，在於治理理念的滯後。固然，演唱會審批流程合規、場館噪音測試達標、交通疏導方案完備，但高考作為重大民生關切，是否在現實社會裏會出現合規卻不合情的狀况？在DeepSeek等AI（人工智能）大模型被更多地方政府引入政務領域，公共治理是否缺乏對敏感重大事件的人性化預判？
近年來，「演唱會經濟」於內地蔚然成風，各地紛紛將演藝、賽事作為促消費的重要方式；「演唱會經濟」也正從「追星」轉向「追城」。但若地方政府的治理思維仍停留在單一目標驅動的層面，未能將經濟效益、社會效應、民生需求等多元價值納入統一框架，實行前瞻性的平衡與優化，便易陷入「順得哥情失嫂意」的被動境地。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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