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我4月出外參與國際電影節，經驗相當有趣。電影節舉行前4個星期，片單未出、講座未定。我心嘀咕：那，外地人如何訂酒店、飛機票呀？回港見到有外地人批評香港電影金像獎沒有以往星光熠熠。這是事實；惟即使如此，製作仍然認真、安排依舊精準，可見香港軟實力根底深厚，抵得住無理取鬧的心虛謾罵——那明顯不過是把自己弱點投射他者的幼稚把戲而已。但，當我道聽塗說今年第一季只有兩三部電影開工時，心情真的如無重力下墜。
原來，香港政府去年是本土電影的大老闆（註1），最為人熟悉的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有電影製作人指，台灣就差不多每部電影皆有政府金錢支持。
問題有兩個。（1）台灣的計劃有效令電影製作蓬勃嗎？單從票房看，似乎未竟全功——台灣本土製作只佔2023年票房10%。明白，票房不是衡量電影優劣的唯一標準；但，收入就是市場經濟下量度電影工業是否發達的有效指標。（2）又有論者指韓國資助電影工業10多年，今日韓國娛樂工業傲視同儕。惟要求政府作主力投資方參與電影製作，我們應否仍堅持以往傳統的「出資方不參與製作方向」原則？
因時制宜 互信溝通
在學術論文「We no longer live in a time of separation」一文中（註2），眾作者訪問了歐洲12間傳媒機構，受訪者包括新聞專業及營銷人員。全部受訪者均指出，在當下，新聞需與商業運作融合；問題是如何建構這一新論述。他們相信此一新模式可令新聞機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生存，並繼續免受政黨、國家干預。一名法國電視台的編輯直言：現時非常清晰，特別是記者，若要「生存」（survive），所製作的內容須有經濟價值。作者強調以往原則——即新聞與廣告不可並存——及由此而建的「常態」（norm），並非自有永有，而是不斷受科技、文化、經濟、法律等因素所影響。在建造新論述和新常態時，新聞專業及營銷部門的互相信任、頻密溝通，非常重要。一名德國報紙編輯說得好，所有人須有全面觀：新聞專業及營銷部門，在互不干涉及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須了解對方的運作模式和價值取向。
當然，香港與歐洲不一樣，電影與新聞亦有差異；而且香港電影發展局由政府出資成立，也非民間企業。上述文章及視角，不可搬字過紙強加於本土電影工業上。然而，此文章提醒眾生：因時制宜及信任溝通的重要。換言之，電影工作者與政府須盡快建立雙方同意的工作模式。
先嘗試建構政府立場。它猶如一般新聞機構老闆，有其堅守的價值判斷。後者不會聘用與自己理念南轅北轍的總編；政府亦應不想支持、資助與自己推行之政策完全唱反調的電影。必須匆匆說明：我不是鼓吹政府全面審查所有本地電影。我只是指出：既要政府資助，又要政府完全放手不理，在當下並不可行、不合時宜。譬如，有網上留言指電影《虎毒不》猶如生育恐怖片，這又是否與政府鼓勵生育唱反調？是或不是，無所謂，因此片並非政府資助。
未來就是大灣區諸多寄望
與此同時，政府亦須了解電影工作者的需要、所求。政府權大、資源豐富，因此自我約束當然應更嚴謹——以韓國朴槿惠政府的錯誤為鑑，絕不能只容一味支持當權者的電影題材；反而，當以最大容忍度接受、容納不違反法律及政策的電影製作計劃資金申請。易言之，批評甚至質疑政策制訂及法律執行，只要不是無理取鬧、惡意訕笑，都不應是政府否決申請的理由。始終，沒有人永遠正確；卑微面對正面、有建設的提醒，才是大器大方高貴有美感，才可鼓勵創意創新。
再進一步而言，那些得到政府支持的電影，理應可更容易進入大灣區戲院——最大的廣州話市場。必須說明：我並不是指「合拍片」，也不是指容讓香港電影工作者更易到內地工作；而是希望政府更主動為其資助的電影打入大灣區，並以此作渠道，向內地市場推廣香港電影。又再必須說明：「打入」、「推廣」並非「可以申請上檔」的意思，而是意指幫忙拆牆鬆綁，簡化、加快內地大灣區排隊審批的程序和時間。
讓法律電影牽牽手 軟實力便甜蜜夠
以上提及的每項過程，都往往涉及法律和政策的認知。這正正是當下香港電影工業的弱點。當然，以往借用美國荷李活的合約範本，使用不適用於香港的法律等笑話，不再發生；但對法律的敏感仍然不足。劉德華就曾在一次訪問裏說過，他當年已簽約拍攝《春光乍洩》，到開鏡才知已被張國榮取代。其實，毁約亦應盡早通知另一方，但求降低雙方損失。近期又流出香港電影金像獎選票預早填好事件（註3）。如果此兩事屬實，電影工業對法律及合規（compliance）的敏感、尊重，急須加強，譬如應三思，是否應避免「自己人查自己人」，及設立機制防止以後發生類似事件等。
香港電影應該珍惜，並非純粹因為它可以賺取多少利潤或養活多少家庭，而是它就是香港軟實力的文化代表。正如早前去世的著名學者Joseph Nye所言，相對於硬實力（例如軍事、關稅），軟實力厲害之處在於不用脅迫、不用恐嚇，就可說服、吸引所有人，令世人感應香港的獨有文化（註4）。我有內地朋友，今天仍然因《古惑仔》而渴望到訪銅鑼灣、因為《破．地獄》而想多了解傳統殯儀文化、因為《香港四徑大步走》而來香港跑山。即使市儈點，單就市場經濟而言，此類軟實力連橫產生的盈利，都是幾何級爆升，數字無可估量，單頭電影票房收入根本不可比較。娛樂圈高人提醒我：「你知道王家衛的《繁花》為上海旅遊、為和平飯店創收多少嗎？『姜濤誕』為銅鑼灣商戶創收多少？」總之，不論文化角度或經濟利益，我們都不可輕易放棄香港電影工業。
（另註：關於金像獎，我須補充一點。很多網民批評各類型電影獎項都是小圈子選舉。其實，全民投票早已舉行——市場經濟下，票房就是全民公投。即使偶像粉絲包下N場「神功戲」場次，亦不會有過億元票房。已經說過千次萬次，金像獎是業內投票、是專業決定。眾生不要再沉迷「一人一票就等於公平真相」的迷思吧。）
註1：〈盤點去年港產片 電影發展基金開戲多過英皇〉，2025年4月25日「集誌社」
註2：Cornia, A., Sehl, A., & Nielsen, R. K. (2018). 'We no longer live in a time of sepa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w editorial and commercial integration became a norm. Journalism, 21(2), 172-190.
註3：〈網傳選票被預先填寫 「最佳音響效果」要投《九龍城寨》〉，2025年4月28日「香港01」
註4：Joseph Nye, (2005) Soft Power. PublicAffairs Books.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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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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