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雙程證真係好艱難，就有種綁手綁腳嘅感覺。沒得工作，錢不停地往外出但又不能往內入，我很擔憂，小朋友也會感受到我這一份擔憂。」
說出上面這番話的小華（化名），是一個單親媽媽，廣東人，早年隨港人丈夫來港產女，離異後與單程證永久失之交臂。如今女兒到了上學年紀，但在內地無戶口，沒法讀書，小華只能夠長年持探親證留在香港照顧港籍女兒，在制度夾縫中守護孩子成長。
制度困境：探親簽注下的3類群體
自2009年探親簽注政策實施以來，約4萬名持雙程證者在香港形成特殊群體（註1）。以小華為代表的持證者中，主要可劃分為三大類別：其一為「準移民」群體，即與港人配偶團聚、正在輪候單程證的內地居民；其二為「單非」群體，指因與港人配偶離異或喪偶而喪失單程證申請資格者；其三則是「雙非」，此類父母雙方均未持有香港身分證，其子女因在港出生而享有居留權。
小華的遭遇，折射出「單非」群體普遍困境——雖在港養育子女，卻因缺乏香港身分，被排除在就業市場與社會福利體系之外。特區政府雖設補充勞工計劃，讓部分內地人在港工作，但高昂中介費與培訓要求，對多數母親而言仍是難以跨越的門檻。「女兒的綜援要養活兩人，連『兩餸飯』都要分成兩餐吃。」小華的記帳本裏，每月4700元開支中，逾半用於支付2600元劏房租金。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統計數據顯示（註2），持雙程證家庭平均月入僅6632元，近四成依靠子女綜援度日。
劏房童年：從物質匱乏到心理創傷
小華與女兒租住位於深水埗的劏房，沒有書桌，8歲女兒要在牀上溫習功課。女孩展示手臂上的虱子紅腫咬痕，「滅蟲公司來過3次，牀墊縫裏仍藏着蟲卵」。劏房潮濕炎熱，這個早熟的孩子已學會在雨夜幫母親傾倒接漏雨水的臉盆。小華很欣慰女兒會懂事，平時會省吃儉用，很少主動提要求；但小華也難受，覺得女兒因為經濟境况而自卑。據她觀察，女兒比起其他小朋友講話細聲、小心翼翼，多人的時候講話很快。小華翻開記帳本，密密麻麻的數字間夾着女兒手繪的小提琴——那是她永遠負擔不起的暑期班願望。
數據揭示的現實亦顯殘酷：80.3%雙程證家庭蜷居劏房，93.9%兒童沒有獨立寢室；住屋支援是雙程證家庭在港最需要的支援服務（註3）。惡劣的環境、匱乏的物質條件，不僅摧折身體，更蠶食心理健康。根據2022年8月社協發布的研究報告（註4），雙程證家庭之家長及小孩的情緒狀况普遍較差，尤其在抑鬱方面，有70.4%受訪家長有抑鬱狀况，而小孩有抑鬱的亦超過六成（62%）。
非客非民：「常住者」的身分悖論
小華作為一名「單非」媽媽，每年除了到大陸續簽簽證，很少離開香港。她講着一口流利廣東話，相識的朋友都在香港，她的日常生活軌迹與許多港人無異，惟她卻常常有受排斥、受孤立的感覺。小華說：「因為我沒有香港身分證啊，很多事情都做不到。」小華的日常，充斥着制度性的排斥——無法自己申請綜援、被食物銀行拒之門外、難開銀行戶口、沒資格參加社工機構的種種服務，甚至要為小孩辦理圖書證都是難事。小華強調：「最緊要唔能夠病！」沒有港人的公共醫療優惠，急診收費一次要1000多元，「我負擔不起……」
正如小華所講，雙程證家長年均留港逾300日，實質已成常住者，卻被系統地排除在社會安全網之外，被視為訪客。當他們在香港日常生活所需的大事小事，包括銀行開戶、申請綜援等，都需要依託有香港身分證的擔保人時，感受到的是這個城市對他們的排斥與孤立。
政策反思：從身分認定到社會共融
正如小華說：「我不是不想工作，我是沒得做。」雙程證家庭沉重的情緒負擔，難離窘迫的經濟條件；而他們經濟的拮据，究其根本是制度性的枷鎖。當「小華們」每年居港逾300日，他們早已是居民而非訪客。需求被看見、身分被容納，是每一名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的渴求。香港社會應該重視這一群人的需求，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讓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香港生活，享有平等權利和機會。
註1：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2年《內地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及小孩的心理狀况及未來期望調查》
註2：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4年《內地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工作意向和生活質素研究報告》
註3：同註1
註4：同註1
（作者按：本文涉及的研究項目受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資助(項目編號7052536)）
作者周樂晴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助理，崔佳良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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